Category: 留學生與跨文化

這篇文章名為《從文化活動到體育活動：龍舟比賽中的文化真實性案例研究》[1]，探討龍舟節從中國漁村傳統私人道教儀式轉變成國際賽事的情況。作者在澳門和墨爾本舉辦的國際龍舟節的參與者中進行了一項案例研究，揭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活動的動機和看法可能不同。文章討論了在將文化活動轉化為體育活動時保持文化真實性的重要性，因為文化活動越來越被用作旅遊目的地的市場推廣策略。文化背景被討論為旅遊目的地吸引力的主要決定因素。通過檢查過去的文化和真實性，本文提供了關於這些類型的活動作為旅遊景點的文化可持續性的見解。 這篇文章研究了來自澳大利亞和中國澳門參加國際龍舟節的人，並比較了這些參加者的動機和對活動的看法，揭示了文化背景可能對觀點產生差異。(p.7, 9, 11)文章強調了文化正統性在文化活動轉變為體育活動的過程中的重要性，在這些類型的活動作為旅遊擬定市場和推廣策略方面越來越受到重視。(p.7)文章提供了在文化可持續性和目的地旅遊吸引力方面的深入了解。 (p.14) 澳門舉辦的國際龍舟節起源於傳統的道教儀式，現已發展成為國際性賽事(p.4)。龍舟節對於澳門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年度社區活動，還作為一種促進和推廣澳門旅遊業的方式(p.4)。在澳門的龍舟節中，大部分的隊伍都是本地的(p.4)比賽中舉行的慶祝典禮和儀式包括祈福儀式、揀艇、掛青、燃放鞭炮等(p.13)。這項研究還發現，對於參賽者而言，在澳門的龍舟節中，文化的真實性和傳統性比在墨爾本的龍舟節更受重視(p.9)。由此可見，澳門舉辦的國際龍舟節兼具文化和體育的特點，將傳統和現代融合，不僅是一個重要的本地文化活動，也是一種旅遊促進和市場推廣策略。 祈福儀式是指在龍舟比賽前通過道士祈求神靈保佑比賽順利進行(p.7, 11, 13)。揀艇是指選出龍舟比賽中表現最好的人擔任龍舟的領航員(p.7)。掛青是指在龍舟船頭掛上菜葉，象徵著生命的延續和安全，希望賽事平安(p.13)。燃放鞭炮是一種民間傳統文化，旨在求神拜佛、祈盼平安(p.11)。 而墨爾本舉辦的國際龍舟節通常是在每年三月舉行，地點是在雅拉河(p.4)。此活動同樣免費提供龍舟予參賽者，而參加的隊伍通常來自墨爾本、維多利亞州、其他地區和國際(p.4)。節日通過合併社區參與慶祝墨爾本的河流與運動活動，以及龍舟文化和儀式的傳統特色，來實現這一目標(p.4)。相同的是，墨爾本與澳門一樣，有些參賽者認為龍舟節是一個保持身體健康的方式(p.9)。 文化背景可能對觀點產生差異，意思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一個事件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根據文獻(p.11) 在澳洲和澳門的龍舟節中，參加者對文化內涵、傳統性、激動人心和表演性等方面的看法會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產生顯著差異。例如，在問卷調查中，對於龍舟節是否符合傳統、真實等文化內涵的看法，澳門參與者的比例更高(p.11)。此外，參加次數和文化背景也會影響參與者對事件的看法和評價，例如，在澳洲，參加次數對參與者對傳統和真實性的看法會產生影響(p.12)而在龍舟節中，亞洲文化背景的參加者更傾向於認為事件具有地方性和社區性特徵(p.14)。 這個研究採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分別在中國澳門和澳大利亞墨爾本舉辦的國際龍舟節上研究參加者的動機和對文化真實性的看法。研究者設計了一份問卷調查，包括參與活動的動機、對該活動的看法以及前導和後導龍舟比賽期間進行的傳統和宗教儀式。問卷採用定量研究方法並使用SPSS進行統計分析，分析變異數和獨立樣本平均數t檢驗用於比較不同參加次數和不同文化背景之間的參與者的動機和看法的差異(p.7, 8). 研究結果顯示，文化背景是決定旅遊目的地吸引力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者強調在轉變文化活動為運動活動時保持文化真實性的重要性(p.7). 在對比澳洲墨爾本和中國澳門的龍舟節參加者的調查中發現，亞洲文化背景的參加者比較重視活動的文化真實性和傳統性(p.7, 14)。因此，可以認為亞洲文化背景的人比較重視文化真實性。

在印度尼西亞使用福建方言的華人社區中，親屬稱謂中詞綴的使用反映了他們對家庭和親屬關系的重視。這種傳統文化在華人社區中得到了保留和傳承。同時，不同的詞綴也可以表達不同的親屬關系，例如「阿姨」、「大姨」、「小姨」等，這些稱謂也反映了華人社區中不同親屬之間的地位和關系。因此，親屬稱謂中詞綴的使用是華人社區在印度尼西亞文化傳承方面的一個重要體現。 根據研究結果[1]，三個地區在使用親屬稱謂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具體來說，從整體數據來看，三個地區親屬稱謂構詞形式使用頻率從高到低分別是附加式、重疊式、覆合式。而在具體的地區情況中，雅加達相對比較平均，峇眼亞比很少使用重疊式，棉蘭則最常使用重疊式，並且親屬稱謂也最多樣。因此，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 重疊式是親屬稱謂中的一種構詞方式，指在一個詞的前後部分重覆使用相同的音節或字母，以表示親屬關系。例如，在印尼閩南方言中，「表哥」可以用「表表」來表示，「姐姐」可以用「阿姐阿姐」來表示。重疊式在印尼閩南方言中使用頻率較低，主要用於稱呼長輩親戚。 附加式是親屬稱謂中的一種構詞方式，指在一個詞的前面或後面加上一個字或音節，以表示親屬關系。例如，在印尼閩南方言中，「父親」可以用「阿爸」來表示，「母親」可以用「阿媽」來表示。附加式是印尼閩南方言中最常見的構詞方式之一，適用範圍廣泛，包括直系親屬、旁系親屬、姻親等。 覆合式是親屬稱謂中的一種構詞方式，指將兩個或多個字或音節組合在一起，以表示親屬關系。例如，在印尼閩南方言中，「兒子」可以用「仔孫」來表示，「女兒」可以用「査囝」來表示。覆合式在印尼閩南方言中使用頻率較低，主要用於特定的親屬關系，如父母、兄弟姐妹等。 除了親屬稱謂方面的差異外，雅加達、峇眼亞比、棉蘭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差異。文章主要介紹了它們在對外來詞的吸收、平輩與晚輩直呼其名、親屬稱謂區分血緣關系等方面的差異。例如，在對外來詞的吸收方面，雅加達和棉蘭地區的年輕人開始習慣以親愛的、寶貝等外來詞語互喚對方，而峇眼亞比地區則因為與外來人員接觸不多，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更為原汁原味。此外，雅加達和棉蘭地區在稱呼平輩與晚輩時逐漸出現直呼名字的趨勢，而峇眼亞比則仍然保留著傳統的稱謂方式。這些差異反映了不同地區之間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上的差異。

廖內群島是印尼的一個省份，由巴丹、賓丹、卡里蒙等島嶼組成，位於新加坡以南，是印尼最東的省份之一。 廖內群島的華人人口比例是印尼最高的，而且與新加坡的距離近，因此有很多跨境交流和流動。 廖內群島華人族群相較於印尼其他地區的華人族群有以下獨特之處： 一個文章[1]的作者使用跨地區性（translocality）作為理論框架來理解廖內群島華人的身份形成和地方建構的過程，認為他們利用其地理位置和跨國網絡來維護其文化和經濟生存，同時也保持著本地歸屬感。 跨地區性試圖捕捉跨越國家邊界的流動和社會網絡如何導致特定空間、主體性和歸屬形式的形成。 此外，跨地區性也承認地方和本土性在跨國移動中作為意義來源的持續重要性。 作者認為，廖內群島華人符合跨地區性的定義，他們利用其長期的群島互聯性來創造一種特定的本地感和華人身份，這種身份根植於他們在更廣泛的廖內群島海上地區的地理位置和流動。 廖內群島華人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韌性受到地理位置和跨國流動的影響非常大。 由於他們位於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戰略海上邊緣地帶，他們的集體記憶、流動、適應策略和華人認同都受到了該地理位置和群島網絡的塑造。 他們的跨境移動和與新加坡的緊密聯繫，使他們能夠保持華語能力和相對的文化自由，並且在新秩序政策的抗爭中取得了成功。 此外，他們將自己視為“archipelagic Chineseness”的一部分，認為新加坡是他們的民族認同的中心，而不是印尼或中國大陸等地。 他們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韌性需要在地理位置和跨國流動的背景下進行理解。

有一個文章[1]是關於印尼電影《迎頭重擊》和《黑夜降臨》中華人形象的研究。研究發現，這兩部電影中描繪的華人形象仍然存在負面刻板印象，原住民認為華人不願意融入印尼社會，只關心自己的族群。這表明，在原住民意識中仍然存在各種負面、排斥華人的意象。研究所提到的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ISEAS）在2017年進行的大規模問卷調查，47.6%的原住民認為印尼華人在身份上雖已經是印尼公民，但情感上仍舊忠誠於中國；超過42%的原住民認為印尼華人擁有自己的宗教與文化，因此無法融入印尼社會；48.4%的原住民認為華人只照顧自己的族群，另外，44.1% 的原住民表示自己難以和印尼華人建議親密的友誼。這些數據表明，在原住民意識中仍然存在各種負面、排斥華人的意象。《迎頭重擊》是一部2016年上映的印尼動作武打片，由齊莫·史坦波（Kimo Stamboel）和提莫·塔哈亞托共同執導。故事講述了一個受傷失憶的男主角在印尼小鎮上過著平靜生活，但因為黑幫老大Lee偶然發現他的身份而被追殺。在逃亡的過程中，男主角逐漸恢覆了記憶，並發現自己曾經是一名殺手。最終，他與Lee展開了一場生死決鬥。《黑夜降臨》是一部2018年上映的印尼動作片，由提莫·塔哈亞托自編自導。故事講述了一個原住民男主角伊東在華人黑幫組織“六海堂”（Six Sea）擔任殺手，但在一次屠村行動中，因為不忍殺死一名年幼女孩而被組織追殺。為了保護這名小女孩，伊東不惜對抗組織及其好友亞利安（Arian）。這部電影相比起《迎頭重擊》更具華人元素，例如三合會入會儀式、中國城（China Town）的背景等，並把華人社群描寫成隨處殺人、勾結警察，為了內鬥不惜造成多場社會騷動。分析兩部電影中的角色設定、情節描寫和場景調度等方面，發現這兩部電影中的華人角色被描繪為印尼原住民社會的“負面他者”，他們被視為威脅和控制印尼社會經濟的根源。這些電影中的華人角色通常是暴力、殘忍和冷酷的反派，而且他們往往被描繪為富有、貪婪和不道德。這些刻板印象在電影中得到了強化，進一步加深了原住民對華人的偏見。作者認為導致負面刻板印象在印度尼西亞對華人持續存在的因素包括歷史上華人在印尼被視為“他者”，被認為是威脅和控制印尼社會經濟的根源；政府和原住民社會對華人社群的打壓；以及一些富裕的華商獨占國家經濟成果，這間接地鞏固了原住民對於華人佔盡當地經濟優勢的觀點。此外，一些原住民政客也擔心華人社群進入政壇後會繼續維持現有的不平等關系，甚至將最終損害印尼大部分原住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