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不像印尼或馬來西亞，沒有受到歐洲殖民經驗，而暹羅統治者從來也沒有將華人放置在高於土著的位置。華人在泰國未建立現代國家之前，一直是被整合到舊有的政治階層裡的。華人文化上的認同的有無，從來就不是暹羅統治者所在意的事。直到「泰」國族的出現，這個具有排他性文化和族群認同的概念，華人才被視為是外來者。 1938年，暹羅正式命名為泰國，但皇室和許多政治、軍事精英都和華人商人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儘管是以「泰」為主的國家，華人還能不受排擠。但仍有如大將軍鑾披汶·頌堪陸(Phibun)這樣擔心中國共產主義滲透而有反華的存在。不過，到了1990年，對於華人認同的接受越來越開放，包括家庭團聚或用華語和中國進行貿易。這些華人在泰國所生下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在泰國學校受教育，說泰語都比說華語來得溜，他們被稱為泰國華人(Sino-Thai)。泰國華人好像「華人心裝在泰人的身體」。朱拉隆功大學的漢學中心也有泰國華裔人贊助，不只是為了和中國的貿易，也為華人社群的歷史文化遺產保存而努力。由於「泰」有足夠的自信心，且長久以來，華人和泰人之間的競爭並不顯著，各自也未佔有任何利基。在泰國的華人就是在涵化的過程中，又保有節儉、勤奮、原則、成功導向的華人特質。而泰國人從來就未遭受過來自華人或其它外國人的羞辱性的對待。對照之下，我們也更容易了解為什麼印尼和馬來西亞有反華的氛圍。 新加坡的華人認同在後殖民時期，一直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1965年，新加坡自馬來西亞獨立出來，華人和馬來人的保守派領導人都擔心受到共產勢力的威脅，特別是那些不會說英語的華人。基本上，新加坡可以是一個連「文化上」都是華人的國家，但結果卻不是如此。原因包括，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受英式教育，認為和中國的情感連結只有少部分或幾乎沒有；再來是人民行動黨視華文學校為共產主義的溫床；而且，英語是國際性的語言，既可以作生意，還是獲得政府部門工作的技能；最後，就是李光耀擔心過分強調華人文化，有「華人沙文主義」的疑慮，同時也可能引發如印尼的反華風氣，甚至引來鄰近國家的覬睮。原本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南洋大，在新加坡獨立之後，以英文教學，後來和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家大學。創建南洋大學的陳六使(Tan Lark Sye)還被人民行動黨視為「華人沙文主義者」，因為他破壞了新加坡精緻的多種族平衡，也可能招致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強大的伊斯蘭鄰居制裁。 不過，李光耀仍是相當尊崇中華文化的，特別是它的理想、它的大我無私。在新加坡的「亞洲價值」，其實就是根植於儒家思想的，它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在的新加坡儘管有四分之三的華人，但其管理方式仍是多種族的，這使新加坡可以支持穩度的發展。
Category: 留學生與跨文化
《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spora》by 吳燕和
人類學家吳燕和到暨南大學演講，題目是《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pora》，恭逢其盛，也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吳燕和是道地的台灣人，南投人，去過新幾內亞、馬來西亞、美國、中國大陸、香港等地進行研究，經歷豐富令人羨慕。吳燕和在新幾內亞遇到個黑人，這個黑人自稱是華人，說得一口廣東話；他也提到美國的「華館」(P.F.Chang's China Bistro)，裡頭沒有一個華人大廚，連菜單都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但它卻是美國最大的連鎖中餐廳。 研究一個族群或民族，不要老在中心，要去邊緣看看。吳燕和向大家介紹了幾本書：一本是《China off center: mapping the margins of the middle kingdom》，一本是《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還有《祖蔭下》。或許我們對於任何族群或民族的認識可以往那些在邊緣的人，特別是那些屬於跨界的弱勢。如何研究起？僅管有這些跨界或無祖國的想像是很「後現代」的，但吳燕和仍認為應該回歸到傳統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親密接觸地去了解他們心中的想法。 我想我大部分的時候是「後現代」，特別是面對「現代」的國家。回顧人類的歷史，什麼「國家」、「公民」這些概念是很晚才出現，但人們卻認為這是很重要地、必追求的「現代」。事實上，就算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仍能過得好好。這個新幾內亞的「華人」(外表是黑人)和你我想像的「華人」有很大的不一樣，在新幾內亞甚至有中國國民黨的鳥堅尼支部，比「華人」還要「華人」的特徵，你好意思說他不是華人嗎？自己是什麼人，自己說了算！自己是不是番仔，自己說了算！我說我是番仔，我就是番仔！我要有原民會的補助，我要改原住民的名字，我要原住民保障名額或考試加分，不用來給我考試！(然而，時空背景不一樣，以前說自己是「番仔」會被欺負，現在說自己是「原住民」有福利，考試又能加分。政策制訂還真是不容易！)總而言之，我滿喜歡這個演講的。 吳燕和也算是學長，他是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的，我也在人類學系學習過一年。人類學家的旅遊經歷總是令人嚮往。思念總在分手後開始，總是在離開之後，才會想念原本所在的好。如果我一直留在人類系，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個人類學家一樣，可以在荒島或少數民族間研究了？唉…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四
請問一個國家(nation)是不是只能只有單一個「國族文化」(national)？如果是，那哪一個文化可以作為該國家的國族文化？對於在東南亞佔少數的華人而言，文化上的認同，可能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認同就會產生不協調了，特別是在經濟優勢和政治弱勢的矛盾之下。 二次大戰之後，印尼的華人開始建立中小企業，這也使得他們越來越城市化，直到荷蘭公司退出之後，華人更佔領大規模貿易領域。華人透過和當地土著商人合作，來規避印尼經濟國族主義者的打壓。於是，一些富有的華人和有權力的印尼建立了利益關係，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Pribumi，又叫阿里巴巴(Ali-Baba)，另外一個就是主公(cukong)，華人創業家開始為政府官方服務，大多是為軍人服務，也就是提供軍火，提供包括日據時的憲兵隊(kempeitai)和印尼共和改革派。 在蘇哈托的「新秩序」時期，後一批的移民由於在社會比方言團體弱勢，於是他們和土著們組成利益聯盟，這主要也是因為這些昀到的移民和那些華人精英沒有任何連結，所以他們才挺而走險地深入土著文化和與其連結。這些移民從印尼改革派軍人領導取得了壟斷的關係，也成了主公體系內很重要的角色。 在印尼的華人有人選擇文化上的同化，有人堅持華人認同，政治上認同，但文化上不同化。印尼人歧視華人後裔，華人組織起來叫Baperki以反抗這樣的歧視。也由於Baperki激烈地反對種族歧視，而且有一段時間被認為和馬來西亞華人協會的路線不一樣，Baperki就和印尼共產黨走得越來越近。 華人對北京的同情也引來軍人對華人的猜忌，這造成了更嚴厲的反華人的立法。在這之前，同化的過程就深深地影響著華人社群，立法後，更要求華人名字必須取得像印尼人，許多土生華人(Peranakans)為了避免麻煩就通通融入了一般大眾了。至於那些新客(Totoks)，仍把孩子送到華文學校，在華文學校被禁之後，也開始快速變成土生華人。對於土生華人和新客的語言壓迫是整個東南亞的趨勢。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二
在西方殖民勢力從亞洲退出之後，情勢對東南亞的華人也開始改變。一些新興獨立國家開始反華(anti-Sinitism)的舉措由來以久，下面分享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本地土著對華人態度的轉變。 在印尼的民族運動將華人視為資本家、異教徒、外來者，而且是和那惹人厭的又若人羨的荷蘭的合夥者。許多不識字的人還產生一個「願景」：只要把華人屠殺完了，土地就會回到土著，而荷蘭人也會被驅趨。事實上，荷蘭人的種族政策是剝奪並限制華人在經濟、居住和旅行的權利，基本上是保護土著的利益的。 在印尼獨立之後，華人接收了原先由荷蘭人佔有的利基。印尼通常不叫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和進行南京大屠的日本鬼子一樣，印尼叫「支那」，儘管北京強烈抗議，也改變不了這個輕蔑的稱謂。之所以會有「華人問題」是因為在殖民時期，印尼土著長久遭受羞辱和怨恨。Bumiputra指的是土壤之子；而Pribumi則是那些有特權、自豪但卻受辱且成長在怨恨的人，這些都是土著在殖民時期以及殖民後對自我的認同。 馬來西亞本土對華人的仇恨則自英國殖民就開始。礦產和農耕的管理者偏好引進外來契約勞工，因為這些人比土著便宜、馴服；即便馬來農民也喜歡讓華人當作中間人，因為華人有接觸資本的管道而且比較會議價。馬哈迪(Mahathir)曾著書《The Malay Dilemma》，它曾經被禁止出版，直到馬哈迪當上總理之後，才可以出版。他實行了「固打制」來保障馬來人在就業、教育或資本擁有的比例。 除了印尼只有少於3巴仙的華人，而馬來西亞有約25巴仙的華人之外，印尼和馬來西亞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他們都透過立法來削弱經濟上較強勢的少數中間人(華人)；華人都被視為是很厲害的商人；某個程度上來說，都是種族主義者，污名化特定族群；儘管都是伊斯蘭教為主流的社會，但和中東的基本教義派相較，還算是比較兼容並蓄且隨和的。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三
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與印尼的發展則不太一樣，從鴉片戰爭之後，大量來自中國移民湧入菲律賓，這些都是受西班牙人農業勞動力需求而招募來的。而這些較晚到的新移民，很快地就取代了那些曾經屬於華人混血麥士蒂索人(Mestizos)的經貿角色。 到了一九三○年代初期這些新客(Totok)幾乎握有了75巴仙的零售業和稻米貿易，這也無怪乎後來引起了「零售貿易國有化」的立法，所有「外來者」都不能從事零售業，而且陸續幾年都被歸究為造成經濟蕭條的主角。不過華人還是能找到出路，這些商人轉向海外投資、批發或手工業。華人在菲律賓出生或歸化都比較容易取得公民身份，這有賴於馬可仕(Marcos)的同化政策，儘管菲律賓的華人人口比例佔菲律賓人口不多，大概和印尼差不多。 華人在泰國也遭受到官方反華的壓力，不過這是在不同脈絡下的，畢竟泰國沒有遭受過西方殖民政權，它的統治精英和階層公民都未受到殖民的壓迫或羞辱。拉瑪六世(Rama VI)和一些政治精英在十九世紀晚期就到海外求學，他們學習了歐洲的「國族主義」和「種族意識型態」。這些政治精英，特別是軍人，看到華人和中國發生的革命有關聯，也擔心華人會成為威脅泰國政權的潛在力量。 然而，上階層政治精英或國家的「反華」並未影響人民對華人的好客。事實上，在泰國的華人也不曾取得優於泰國土著的地位，相反的，泰國人長久以來是統治階層，華人精英偶有為了政權服務，這只是泰國土著給華人的犒賞。「種族」或「文化」始終不是能不能被泰國政權接受的標準，「效忠暹邏政體」和「皇室」才是關鍵。華人的勢力有三度讓泰國土感到受威脅，一次是1911年，反清的革命；一次是中國共產黨崛起；還有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和經濟大恐慌之間，大批的華人移民迅速湧入泰國。
我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性別與發展
東南亞地區的性別平權，從歷史的角度上來看，相較於其它地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然而在各大宗教、西方資本主義進入之後，東南亞的女性也逐漸成為受壓迫的對象。 以前我學過「觀光客的凝視」，這是說我們這些旅人，總是透過相機在拍清邁高山上的阿卡族，這樣看到的長頸族是建立在一個叫作觀光或旅遊的情境下，是由我們去解讀那些阿卡族；在這裡學到一個「父權凝視」或「男性凝視」，這則是由男性佔據了威權的位置去解讀女性，如此未將女性的角色和觀點包括在內，這樣建構的只是男性的世界。女性通常被認為是「柔弱」的，於是在眾聲喧嘩的時候，其聲音就常常被忽略了！回想諸子百家爭鳴時，也沒有哪個女生成一家之言，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然而，在東南亞，女性有相對較高的女性地位。在許多地方，女性在農耕、交易、宗教儀式等，都是很重要的角色，直到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傳入、直到外國勢力(包括思想、技術、體制)進入，女性的地位開始受到貶抑，這包括國家只把機械技術教導給男性、外資工廠只招收女工…等。通常，外來者以男性為主，他們只和男生交往，於是女生就被排擠了；就算女性能進到正式部門工作，對於原先的家務仍無法拋棄，於是就有「三重工作日」(triple workday)這樣很辛苦的生活了。儘管如此，東南亞的女性在許多國家的城鄉移動是和男性差不多，甚至更高的。我想女性的流動性高，就使女性更容易爭取向上流動的機會。泰國和菲律賓在大學的女性教師都比男性來得多，這是相當令人驚豔的。 性別議題在東南亞，有一個怪咖Rey Ty，他是菲律賓人，專長是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對於大眾和社區教育也很有一套。他製作了很多後殖民的影片，感覺非常不精緻，就是粗製濫造的一堆影片，不過仔細看還是可以學到一些東西的。大多是把他自己的投影片匯集成影片，加上一個很像心靈音樂的配音。 在性別和發展上，他也提供了一些幫助女性的作為和計劃，見影片如下：
我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國家的角色》
「國家」乃涉及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和世界觀組成，作用是組成政府、界定疆界、維持社會秩序並與國際維繫關係；「國家意識形態」則是國家用來穩定政權並將國家秩序與社會或公民進行連結的一套價值，它「指的既是心理層面的信念體系，同時也是將這種抽象的信念體系落實到實際政治行動方案的連結」 。 我們對東南亞各國「國家」所扮演的角色都有多少的認識，這裡我想和大家分享寮人民共和國的相關資料。寮國以王國形式存在約有700年，以歷史古城龍坡邦為起源地，泰國曾拍過《สบายดี หลวงพระบาง》(早安 琅勃拉邦)，我覺得滿好看的，也把龍坡邦拍得滿美的。大抵上，寮國國家意識形態掌握在寮國人民革命黨手中，他們結合了市場經濟原則、馬克思價值和佛教文化，也試圖透過加入東協進一步整合入區域和國際架構中。 在東南亞，「國家」是由外面所引起的概念，通常這樣的概念對統治精英而言較具吸引力。在許多國家，如過去英國統政的緬甸，將地區分為「行政緬甸」和「前沿地區」二分法；或馬來西亞原住民事務部的長程目標是要將原住民帶離森林，並使其融入馬來社會並信伊斯蘭教，這都是因為「國家」破壞了這些原住民寧靜的生活。 但現在也不能沒有「國家」了！有國家，就能發展經濟，而經濟的發展的前提就是教育，教育發展得好，識字率就能提高，但是識什麼字又得由國家決定了！另外，東南亞國家在發展的角色，和宗教息息相關。我們可能會認為東南亞國家對宗教自由不重視，但事實上，比起其他文化表現的形式，區域內許多國家對宗教自由和行都是給予保障且放任的。 東南亞國家除了有自身的東南亞國協之外，還有和泛亞太地區其它國家的亞太經合會(美國主導)，也和日本、中國維持相當微妙的關係。 各國都以追求永續發展為目標，特別在「環境」這一方面。這一週，我們也看到天災如何對印尼無情，光一天之內同時因為地震而引發海嘯，又有火山爆發大量火山灰讓人致命。我們希望這些罹難者和其家屬都能渡過這個難關，迎接更美好的未來。下面附上兩段新聞片段： 另外，我們總以為新加坡經濟發展得好，人權也就落實得確實，但下面的影片卻指出，新加坡在方方面面包括：移民、同性戀、老人、殘疾人…等弱勢族群仍有照顧不周的地方：
我讀《公民身分差序與中國「農民工問題」》
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許無法促進平等的公民身分，也就是其不一定能夠造就普同公民權。即便在歐美民主國家，公民和公民團體之間仍因為種族、族群或性別等不同因素，而有差別待遇。當然，非民主國家歧視性的差別待遇更嚴重。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漸邁向資本主義，但這沒有為中國大陸廣大人民帶來更平等的公民身分，反而加劇了不平等。 沿海改革較早的地區，吸引了大量海內外資本和內陸低度開發地區的農民工。投資者在這個地方另外較低廉的勞動力進行生產並獲利，農民工在這個地方混口飯吃。海外資本家和中國大陸本土資本家相較，中國大陸當局對外資管束較多、較嚴格，於是對於勞工福利的要求也較高，農民工在外資企業工作可以有較好的待遇。 中國大陸之大，足可分成好幾個國家了！在這樣大面積的國土上，人民的徙遷是不自由的，「鄉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兩元戶籍體制使鄉村居民就算在城鎮工作，也無法享有城鎮的福利。好像國中有國一樣，各省市政府雖有中央居中協調，但畢竟不是自己的居民，所以也懶得花心思理他。而且這樣的二元戶籍制，使資本家和移居地政府不受法令限制和責任歸屬，能將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轉嫁到農民工原籍地和原生家庭。 這些農民工相當可憐，如果你看過《人在囧途》或文茜的世界週報導「春運」的情況(文茜說這是地表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遷徒活動)，你就可以想像這些農民的人數之多，旅途之漫長、之危險。中華民國對大陸地區的「二元戶籍體制」鞭長莫及，不過我們可以讓台灣地區開放大陸農民工，讓大陸勞工知道祖國的用心。一來，這些大陸農民工和我們有語言和文化的親近性，降低企業成本；二來，大陸農民工可以有較好的待遇；三來，使企業在能夠不引進外勞的情況下根留台灣；四來，使大陸勞工心向中華民國祖國。然而，若中國大陸當局若不同意這些農民工輸出，正如禁止數名維權人士出境一樣，那也就只是台灣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不過若有任何國家或地方，願意接受中國大陸的農民工作為外勞引進的話，這將能促進中國大陸勞工融入世界經濟。 下面分享《人在囧途》的影片，我從杭州搭和諧號到上海的時候，隔壁有個大叔正在看這部電影，我也跟著看，滿好看的。可惜看到一半，他的筆電沒電了！嘖嘖嘖…實在掃興。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一
華人的適應能力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開始受到考驗，那時候的歷史條件變動之快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對華人的利基也在這時候出現，從手工業、小販到小商店、貿易，甚至還有大享。殖民者和當時的政權都相當依賴華人協助以管理財政系統和建設城市。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就佔據台灣，接著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藉西方殖民者先前的建設開始擴展其在東南亞的貿易活動。日本的企業往東南亞尋求市場和原料，例如橡膠和鐵。起初，在一九二○年代，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取代西方的政治意圖，一開始只是經濟取向。由於日本的勞力成本和分配網絡，開始威脅由西方主導的東南亞市場。英國和荷蘭開始想要制裁日本，於是日本就喊出了「反西方」和「泛亞洲主義」的口號，這也成了日本南進(nanshin)政策的論調。日本還有一個「小分配中心」，它用來把日本的貨品帶到當地，這個依賴了海外華人的網絡來達到分配。 在襲捲了馬來亞、新加坡後，日本開始對當地建立政治和經濟控制。華人在日本的控制下，還是可以繼續作生意，只是他們被要求去對公基金付出大筆的資金。不滿這樣的對待，陳嘉庚(Tan Kah-Kee)由於領導抗日運動，而被迫逃命；還有些人組成游擊隊，叫馬來亞人民反日軍隊，到處引起暴動。 為了維持經濟利益，日本人贊助土著和華商組成合作社(kumiai)，伴隨著較高階級的印尼人，華人也成為經濟的經營者。這和後來印尼獨立之後的「阿里峇峇」(Ali-Baba)的安排一樣，華人經營企業，印尼人則提供政治蔽護。新進的華人移民也是有機會的，相較於較早移民的土生華人，新進的華人可以和日本人用漢字溝通，這是另一個利基。
我讀《國家與婚姻：台越跨國婚姻政治》
國家或政府，在跨國婚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台灣政府和越南政府都認為頻繁的台越跨國婚姻將對國家安全有重大的影響。國家的移民政策都是有政治性的，不論移出或移入，「誰可以加入我們」或「為什麼誰要離開」，這對「想像的共同體」都會產生內容的變化。《國家與婚姻：台越跨國婚姻政治》揭露了台灣政府和越南政府對跨國婚姻的態度。 台灣有一群學者認為越南女性是「低劣的他者」，認為越南女性嫁到台灣，參加「識字班」以同化，其忽略了「多元文化」可以造就更燦爛的文化調色盤。台灣官員的意識型態是菁英主義和階級主義的，同時又有種族主義。這表現在台越婚姻的面談、健康檢查，甚至部會首長的談話中。 越南在法律上、歷史上、社會上也都不鼓勵越南女性和外國人(特別是台灣男性)結婚。戲劇、媒體上，劇裡頭嫁給台灣人的越南女性都是悲劇的角色，不是被騙就是嫁給行動不方便的長者；社會上，有名望的家族不會和外國人通婚，這是民族主義的偏見。台越婚姻有時還被看成人口販賣。不過仍有些人認為和台灣人結婚可以脫離貧窮；政治上，有越南共產黨指導的婦女會進行宣傳，透過和大眾媒體合作和台越婚姻的受害者現身說法(講述其受強迫勞動、家暴、賣淫)傳播思想；公共行政上，仲介婚姻是其可以正當介入的地方，取締非法私人婚姻仲介，並設立一個功能不彰的官方婚姻仲介；法律上，在越南人和外國人的婚姻中則規定：如歲數不能相差超過20到30歲、外國人不能超過越南人父母的歲數、和越南人離婚過，要先辦離婚才能再結婚、智力不足和肢體殘缺不能結婚、男女雙方親自送件。 台灣人的「想像的共同體」在越南女性或許多外籍配偶加入時受到衝擊，但我認為只要持續開放這個共同體，一開始是一點點，當越來越多人接受的時候，就可以有質變的可能性。倘若越南也同樣開放越南人「想像的共同體」，也會有人願意加入越南人，正如泰國或韓國以流行文化、大眾文化吸引全球各地的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