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第二語言習得

測量人們的詞語知識時，我們會關心兩個事情：一、某個特定的字是否為學習者所熟悉；二、對於詞語背後系統性的規律是否有意識(Nation, 2013) 。舉例來說，要求學習者去拼出agree、balloon和practice的時候，我們可能關心學習者是否能拼出這三個詞語；但是我們也可能測試學習者swimming、occurrence或spinner，這時候可能想知道的是學習者是否知道兩個子音可以接連出現的規律。若要知道隱藏在詞語背後的規律，則必須對於材料有很好的控制。對於詞語背後的規律的測驗是非常缺乏的。 References Laufer, B. & Goldstein, Z. (2004). Testing vocabulary knowledge: Size, strength, and computer adaptiveness. Language learning, 54(3), 399-436. Nagy, W. E., Herman, P. A. & Anderson, R. C. (1985). Learning words from context.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 233-253. Nation, I. (2013). Testing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use. In (), Learning Vocabulary in […]

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內容和語言整合學習)是一平衡內容和語言兩個方面的教育取徑，透過標的語作為媒介，使內容和語言可以同時被學習。馬來西亞的教育中，使用英語學習數學和科學就是這樣子取徑的例子。 躬逢其盛，在台灣推行「新南向政策」的時候，我參加了由台灣的學校在泰國辦理的華語短期班。這個華語短期班歷時五天，由來自台灣的老師對泰國學習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進行授課。授課內容包括：台灣的經濟與政治、台灣的文化與社會、台灣的佛教發展、華語作為第二語言以及台灣美食烹飪。台灣美食烹飪和台灣的經濟與政治兩項課程的老師，在台灣就是相對應專業的老師，在CLIL裡頭，就是學科的老師(內容)。而其餘課程，包括台灣的文化與社會、台灣的佛教發展、華語作為第二語言則是由語言老師負責(語言)。 台灣的文化與社會課程中，負責的老師邀請精通華語和泰語的泰國人協助課程的進行，以確保學生可以獲取相對應的內容。 我負責其餘課程，剛接觸CLIL的我，正好有個能夠提槍上陣的機會，我怎麼能放棄這個大好機會。CLIL之所以不被人們所使用，可能和它的要求較苛有關，教師必須同時熟悉「語言」和「內容」兩個部分才行。對於我，作為一個語言教師而言，我可能是兩個都不熟悉。我不喜歡高高在上，好為人師的樣子，所以我不喜歡當一個語言老師(我可能不熟悉「語言」)。雖然我是一個佛教徒，但是我不一定了解台灣佛教的發展(我也可能不熟悉「內容」)。然而，我是華語文教學系的博士生，華語作為第二語言就是我應該熟悉的內容，如果這都不熟悉那就不要畢業了(這個「內容」我可能熟悉)！ 其它的老師還有不少同學認為我講話太快了，有些內容即便是母語者也需要花力氣才能理解。最後一堂課結束後，在回辦公室的路上，正巧遇到一個參加課程的同學，我問她：「剛剛上課可以嗎？」，她也如同其它人的回答說：「老師講話很快。」，但她又接著說：「可是我知道老師的意思。」這不讓人覺得很興奮嗎？不過，我想這可能只限於參加華語作為第二語言那門課的學生，因為那堂課的同學參與討論也比較積極(也有可能是那堂課的同學第一次參加我的課，有一點兒新鮮感)。參加台灣佛教的發展那堂課的同學，我還真不知道他們的反應是怎麼樣，原因眾多：一、這群同學就是我每週固定會碰面六個小時的同學；二、台灣佛教的發展不是我熟悉的內容，所以我就會更緊張，語速就會更快(內容)；三、沒有安排任何討論的環節，老師們列席，同學們聽我講，我也耍不了寶。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單獨由語言老師來負責學科內容，要撐起CLIL的取徑應該是很不容易的。至於學科老師，對於這樣子的學習有什麼評價，目前尚沒有機會得知。 將「語言」和「內容」放在一起學習，肯定要花更多的時間；不過，也因為「語言」和「內容」是放在一起學習，老師應該兩邊都照顧到，如果只有「語言」而沒有「內容」，那語言就變成考試的學科；如果只有「內容」沒有「語言」，學生可能完全無法理解內容，只是老師自說自話。因此，我們也不必要求所有學生對於「語言」和「內容」的學習是一致的，有些人學到語言多一些，有些人學到內容多一些，這不是老師單方面能夠決定的。

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認為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很相近的時候，遷移就可能發生，；而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認為該結構是標記的(marked)或語言專屬的(language-specific)，則遷移就較不可能發生。這些遷移可能發生或不可能發生，就是遷移力(transferability)。我們可以從幾個因素去討論遷移力，也就是影響遷移發生的可能性因素。 我們先從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因素去討論。 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 我們可以使用語言親近性(language similarity)來指涉來源語和接收語之間的關係，當然，語言差異性(language difference)也是一樣。再細分，可以分有客觀親近性(objective similarity)、客觀差異性(objective difference)、主觀親近性(subjective similarity)以及主觀差異性(subjective difference)。客觀的親近性/差異性是基於語言本體間的一致性的程度，主觀的親近性/差異性則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認為存在親近或差異的程度。通常，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語言距離的估算往往誤導了遷移的可能性。主觀的親近性會影響學習者在使用接收語時，依靠來源語的程度；客觀的親近性則影響可能的遷移是正遷移或負遷移。 主觀的親近性和客觀的親近性的差異產生了三種普遍的情況：一、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辨視實際存在的親近性；二、第二語言學習者誤解了某些存在於語言間的親近性；三、第二語言學習者預設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語言親近性。郭安銳(Kellerman)認為，學習者只會對某些類型的客觀親近性有感覺，而其它類型的親近性則由學習者主觀上的判斷將決定，很大一部份是來自第一語言的特定成份。主觀親近性，使學習者產生中介語；主觀差異性使學習者避免遷移。客觀的親近性和差異性似乎不會產生跨語言影響，而是決定遷移是屬於正遷移或負遷移。我們可以說，「遷移」主要來自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親近性和差異性的認定。 我們再把主觀親近性分為感知的親近性(perceived similarity)和預設的親近性(assumed similarity)。前者指的是當二語學習者接觸接收語的輸入時，判斷其形式、意義、功能存在和來源語相似的特徵；後者指的是，不論二語學習者是否接觸過接收語的輸入，其已經預設接收語存在和來源語形式、意義、功能相似的部份。兩者並非互斥，而反倒有點像集合和子集合的關係，感知的親近性是較大的集合，包含預設的親近性。 而感知的親近性會在學習者跨過某個門檻之後，使學習者開始預設許多額外的親近性。其來自於學習者累積了足夠的感知親近性，而開始預設兩個語言間有很大的親近性，於是開始對於未接觸的親近性進行預設，預設其具有親近性。 接著，我們從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這個因素，去看遷移力。 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我們可以簡單地、化約地說就是「時間」和「遷移力」的關係。依序將討論「年紀」、「曝露的時數、頻率、強度」、「標的語地居住時間」、「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順序」。 在語音上，研究發現，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更多的順向遷移，但在詞彙和構詞上，卻不明顯。而後期的遷移(包括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順向和逆向的遷移)，同樣是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較明顯的遷移，多是詞彙方面的遷移，這也取決於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的相似程度。語音上，而逆向的遷移中，年紀較大的學習者的遷移少於年紀小的學習者。 對此，傅雷卡(Flega)提出「口說學習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其假設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中，同一個位置的語音是可能互相影響的。在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利用越多的第一語言語音位置時，則第二語言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則較大。反之，則越小。 透過對於語言在感知和產出的正確性，馬凱(MacKay)和傅雷卡對於遷移和習得年紀進行研究。純就帶著口音的發音而言，其實不影響語言的感知和產出，於是「語速」(speech rate)成了另一個和習得年紀相關的應變項。研究發現，抵達標的語地的年紀和其語速是有相關的，越早抵達美國的移民，其英語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韓國裔和義大利裔皆然。同一個研究，再回過頭看第一語言的語速，其發現早期雙語者(2到13歲間抵達美國)和晚期雙語者(15歲之後到達美國)相比，早期雙語者的英語比其第一語言的語速快，而晚期雙語者則相反。我們可以結論，「年紀」在順向遷移和逆向遷移中都有影響。 「曝露的長度、頻率和強度」是另一個大家所關心的因素。有研究指出，二語教學的總量越多，遷移越多(西語母語者和巴斯克語母語者學習英語)；也有得到相反結果的研究(芬蘭語和瑞典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前者找的是初級學習者，後者找的是高級學習者。換句話說，曝露的總量和遷移的關係是一開始先上昇後下降的曲線。而逆向的遷移則是匈牙利的學童在學習過英語或法語的寫作之後，對於其第一語言(匈牙利語)的寫作都有提昇的效果。 「待在標的語環境的時間」(length of residence)也常被拿當作指標。順向的遷移中，同樣馬凱和傅雷卡的研究中指出在標的語地的時間越長，其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而且越接近英語母語者的英語，但比起抵達的年紀，這仍是比較微弱的因素。而後期的順向遷移中，漢堡格(Hammarberg)先生找了一個第一語言是英語、第二語言是德語，第三語言是瑞典語的人，他住在瑞典四個月之後，原先會用德語取代在瑞典語中的情況慢慢減少，直接一年半後完全沒有這樣的情況。這些研究說明，在標的語的時間越長，遷移是會減少甚至解除的。 而逆向的遷移則發現在第二語言環境待得越久，人們對於第一語言搭配的判斷會變差，尤其在詞彙語義和構詞句法上，都有顯著的發現。而這個第二語言環境，必須是充足的(sufficient)。所謂「充足」指的是其和標的語母語者互動的總量。這樣逆向的遷移是會改變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第一語言的知識結構的。 「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順序」對於遷移力的研究，我們可以先觀察習得語言的順序。在戴維樂(Dewaele)的研究中，他找了兩組人，其中一組人，依其習得順序，其具備了德語、法語和英語；另一組人，則具備了德語、英語、法語。比較這兩組人的法語，第一組人的法語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較多(順向)，第三語言的影響較小(逆向)；第二組人的法語，則受到第二語言的影響較多(順向)，第一語言的影響較小(順向)。法語因為習得順序的不同，而遷移力的大小也就有所差異。接著，我們看習得語言的數目。關於習得語言的數目，對於遷移力的影響有兩種說法，一派認為學習的語言越多，更可能有來自不同語言的遷移；另一派認為，學習超過兩個語言以上的人，比較不會侷於舊有語言的束縛。然而，關於習得語言的數目和遷移力的關係，至少在民國九十五年之前，學術界仍沒有定論。 以上，我們透過「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和「累積性的語言經驗和知識」兩個因素討論遷移發生的可能性(遷移力)。我們可以知道這一方面仍有很長一段路，需要由專家學者們致力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