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學術與投稿

在現代社會中，信任與合作是維持組織運作與社會穩定的基石。然而，這些社會行為的形成與影響因素卻仍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為了理解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規範的影響，Uri Gneezy、Andreas Leibbrandt和John A. List進行了一項別開生面的研究，將目光投向巴西兩個獨特的漁民社區：一個在海邊，漁民需要團隊合作；另一個在湖邊，漁民則獨自作業。 這篇名為《Ode to the Sea: Workplace Organizations and Norms of Cooperation》的研究，通過多種經濟實驗，如信任遊戲、最後通牒遊戲、捐贈遊戲和公共物品遊戲，來比較這兩個社區的行為差異。結果顯示，海邊漁民表現出更高的信任度和合作意願，這表明工作場所的組織方式在塑造社會規範和促進親社會行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透過這項研究，我們不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信任與合作的內在機制，還能為企業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寶貴的見解，幫助他們在組織設計中促進更高效的合作和更穩定的社會關係。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實務工作者，這篇文章都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來審視工作環境對人類行為的深遠影響。 巴西兩個獨特的漁民社區介紹 在這項研究中，作者選擇了巴西的兩個傳統漁民社區進行比較，這兩個社區在地理位置和捕魚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成為研究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規範影響的理想場景。 海邊漁民社區 第一個社區位於海邊，這裡的漁民主要依賴團隊合作來進行捕魚。由於海洋環境的挑戰，如波浪和洋流，再加上較大的魚類捕獲物，漁民需要使用重型和長距離的漁具，這些漁具必須由多個人共同操作。因此，海邊漁民通常以2到8人的團隊形式工作，他們在同一艘船上協同作業，共同設置和收集漁網。 團隊合作在海邊漁民的工作中至關重要，因為這樣可以提高捕魚效率，增加捕獲量並確保安全。由於捕魚成果取決於整個團隊的努力，這種環境自然促進了合作和協調，漁民們必須學會相互信任和依賴，以達成共同目標。 湖邊漁民社區 第二個社區位於鄰近的一個湖邊，這裡的漁民則主要進行個人作業。湖泊的生態環境相對平靜，漁民可以使用輕便的小船和簡單的漁具進行捕魚，這使得個人捕魚成為可能且高效。湖邊漁民不需要依賴他人來完成捕魚任務，他們獨自出航，捕獲較小和輕便的魚類，捕魚活動完全由個人掌控。 由於捕魚不需要團隊合作，湖邊漁民的工作方式更獨立，這也導致了他們在信任和合作方面的行為表現可能與海邊漁民有所不同。 經濟實驗 在這篇研究中，作者使用了多種經濟實驗來測量漁民的行為，包括信任遊戲、最後通牒遊戲、捐贈遊戲和公共物品遊戲。以下是每個實驗的簡要介紹： 信任遊戲 (Trust Game) 信任遊戲旨在測量信任和信任回報。參與者被隨機分配為「信任者」或「受託者」，雙方都會得到5點初始積分。信任者首先決定將多少積分（0到5點）送給受託者，實驗者將這些積分三倍返還給受託者。然後，受託者決定將多少積分返還給信任者。這個遊戲測量信任者對受託者的信任程度以及受託者的信任回報程度。 最後通牒遊戲 (Ultimatum Game) 最後通牒遊戲測量公平性和報復心態。參與者被分配為「提議者」或「回應者」，提議者得到10點積分，並決定將這些積分如何在自己和回應者之間分配。回應者在不知道具體提議的情況下，設置一個最小可接受的提議。如果提議低於這個數值，雙方都將得到0點積分；如果提議等於或高於這個數值，則提議生效，雙方按提議分配積分。 捐贈遊戲 (Donation Game) 捐贈遊戲測量對外界的親社會行為。參與者每人得到10點積分，然後決定將多少積分捐贈給一個孤兒院。這個遊戲用來測量參與者對於陌生人和外部社會的捐贈行為。 公共物品遊戲 (Public Goods Game) 公共物品遊戲測量團隊合作和公共利益的貢獻。參與者被分成三人一組，每人得到10點積分，並決定將多少積分投入到團隊賬戶中。每個積分對團隊成員的收益增加0.5點積分，但對自己而言，投入公共賬戶的積分是無收益的。因此，這個遊戲衡量個人是否願意犧牲自己的積分來增加團隊的總收益。 協調遊戲 (Stag-Hunt Game) 協調遊戲測量參與者在面對協調風險時的行為。參與者可以選擇「捕獵雄鹿」或「捕獵野兔」。如果兩位參與者都選擇捕獵雄鹿，則每人獲得10點積分；如果一方選擇捕獵雄鹿而另一方選擇捕獵野兔，選擇雄鹿的一方得0點，選擇野兔的一方得7點。選擇野兔的一方無論對方的選擇如何，都能得到7點積分。這個遊戲展示了在面臨風險時，參與者是否願意進行高風險、高回報的合作。 投資遊戲 (Investment Game) 投資遊戲測量參與者的風險偏好。參與者需要決定在10點積分中投入多少參與一個贏得2.5倍收益的賭局，這個賭局有50%的贏得概率。這個簡單的實驗用來衡量參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並檢驗其風險偏好是否會影響其在信任和協調實驗中的行為。 這些經濟實驗共同提供了對漁民行為的多角度觀察，從而有助於了解不同工作場所組織下的合作規範和信任水平。 研究通過一系列經濟實驗對巴西兩個漁民社區的行為進行了詳細分析，結果顯示出顯著的差異，並支持了作者關於工作場所組織影響合作規範的假設。以下是實驗的主要發現： 實驗結果 信任遊戲（Trust […]

在學習第二外語的過程中，你是否曾經好奇過，為什麼我們對某些語言有著更強的學習動力和熱情？《英語外語課堂與其他語言課堂中的愉悅、焦慮及態度/動機是否不同？》這篇研究正好解答了這個疑問。由Jean-Marc Dewaele和Kazuya Saito所撰寫，這項研究探索了學習英語與學習其他語言（如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情感和動機差異。研究發現，即使英語在全球擁有較高的地位和聲望，學習者在非英語課堂中反而報告了更高的學習愉悅度（FLE）。這項發現挑戰了我們對語言學習動機的傳統看法，揭示了學習環境和個人情感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跟隨我們一起深入探討這項研究，了解更多有趣的發現和啟示吧！ 學習愉悅（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 在語言學習的旅程中，我們常常會談論學習的挑戰和壓力，但你是否注意到學習過程中的愉悅感（FLE）呢？學習愉悅（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是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指的是學習者在外語課堂中感受到的快樂、滿足和成就感。這種情感不僅能增強學習動力，還能提升學習效果。 FLE的概念由Dewaele和MacIntyre在2014年首次提出，旨在捕捉語言學習過程中的正面情感。他們將FLE定義為一種複雜的情感，包含了挑戰和自我能力感的互動，這反映了人們在面對困難任務時追求成功的內在人性驅動。與瞬間的愉悅不同，FLE是一種更持久和深層次的滿足感。 研究顯示，FLE與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年齡、性別以及多語背景都有關聯。例如，熟悉多種語言、認為自己在外語學習中表現優秀且在課堂中位居前列的學習者，通常報告的FLE水平較高。此外，女性學習者報告的FLE水平通常也高於男性。 理解並提升FLE對於語言教師來說尤為重要。研究發現，教師的行為、課堂氛圍以及同儕互動都是影響FLE的重要因素。通過創造一個支持性和互動性強的學習環境，教師可以有效地提升學生的FLE，進而促進更積極的學習體驗和成果。 學習愉悅不僅僅是學習過程中的一抹亮色，更是驅動我們持續學習和追求進步的重要力量。通過關注和培養FLE，我們可以讓語言學習變得更加有趣和充實。 研究 這項研究由Jean-Marc Dewaele和Kazuya Saito主導，旨在探討學習英語與其他語言（如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情感和動機差異。研究的具體方法如下： 研究對象 參與者為360名科威特一所英語系大學的學生，這些學生分別修讀英語、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課程。參與者的年齡平均為20歲，其中大多數為女性（280名女性，75名男性，5名未報告性別）。所有參與者的母語皆為阿拉伯語，且平均會說2.71種語言。 研究方法 資料收集 研究資料通過在線問卷在2019年第一學期內四次收集。問卷設計使用LimeSurvey平台，參與者在各自的語言課堂中完成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參與者的社會生物和語言背景，以及學習愉悅（FLE）、外語課堂焦慮（FLCA）和態度/動機的測量。 測量工具 資料分析 這項研究的結果顯示，LOTE學習者的學習愉悅高於英語學習者，但態度/動機較低，兩組學習者的外語課堂焦慮則無顯著差異。這些發現為語言學習中的情感和動機提供了新的視角，揭示了語言學習過程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Dewaele, J.-M., & Saito, K. (2024). Are enjoyment, anxiety and attitudes/motivation different in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compared to LOTE class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

在教育界，如何有效激勵教師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一直是熱門話題。儘管過去許多嘗試以財務獎勵來激勵教師，效果卻不盡如人意。然而，一篇來自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Roland G. Fryer Jr.等人於2012年發表的研究指出，通過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來設計教師激勵措施，可能是突破這一困境的關鍵。 什麼是損失規避？ 損失規避是行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由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1979年首次提出。這一理論指出，人們對於損失的感受通常比獲得的感受更為強烈。簡而言之，失去100元的痛苦遠大於獲得100元的喜悅。因此，當人們面臨潛在損失時，往往會更加努力去避免損失，而不是為了獲得相同的收益而努力。 研究設計與方法 Fryer等人的研究在芝加哥高地（Chicago Heights）的九所學校進行，參與的教師被隨機分為不同的激勵組和對照組。研究設計了兩種主要的激勵措施：“獲得”激勵和“損失”激勵。 在實驗中，教師的獎金基於學生在數學測試中的表現，而這些測試的結果被用來評估不同激勵措施的效果。 主要發現 結果顯示，採用損失激勵的教師能顯著提高學生的數學測試成績，提升幅度在0.201到0.398個標準差之間，相當於提高了超過一個標準差的教師質量。相比之下，傳統的獲得激勵對學生成績的影響較小且統計上不顯著。 結論 這項研究表明，通過損失規避來設計教師激勵措施可以顯著改善學生的學業成績。研究結果不僅為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視角，也提醒我們在設計激勵措施時需更加關注行為經濟學的原理。損失規避的力量，或許正是提升教育效果的關鍵。 Fryer, R. G., Jr., Levitt, S. D., List, J., & Sadoff, S. (2012).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teacher incentives through loss aversion: A field experi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23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18237

在現今競爭激烈的製造業中，如何提高生產力成為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你是否曾想過，僅僅改變獎金制度的說法就能顯著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這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中的情節，但實際上，一項在中國高科技工廠進行的實驗研究證實了這一點。由Tanjim Hossain和John A. List撰寫的《The Behavioralist Visits the Factory: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Using Simple Framing Manipulations》展示了行為經濟學中「框架效應」的強大力量，透過巧妙地改變激勵措施的呈現方式，他們成功地在真實的工廠環境中提升了生產力。 什麼是框架效應？ 框架效應是行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人們對同一事件或選項的反應會因其呈現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簡單來說，就是「怎麼說」比「說什麼」更為重要。舉例來說，當你告訴一個人如果他完成目標會得到獎勵（獎勵框架），和告訴他如果未完成目標會失去已獲得的獎金（懲罰框架），即便實際結果相同，人們的行為反應卻可能截然不同。這種效應根源於人類的損失厭惡心理，人們對損失的感受通常比對獲得的感受更為強烈。因此，懲罰框架往往比獎勵框架更能激發人們的行動。 中國高科技工廠的實驗研究 這項實驗研究在中國萬利達集團的南京工廠進行，該公司是一家大型高科技企業，專注於生產和分銷消費電子產品。實驗設計持續了約六個月，參與者包括工廠內的生產工人和檢查員。研究的主要目標是測試不同的激勵措施框架對員工生產力的影響。 實驗設計分為兩個主要處理方式：「獎勵框架」和「懲罰框架」。在獎勵框架下，員工被告知如果他們達到每週的生產目標，將會獲得額外的獎金；而在懲罰框架下，員工在週初會被預先告知獲得一筆獎金，但如果未能達到生產目標，則需在週末退還部分獎金。這兩種框架實際上提供相同的獎金數額，只是呈現方式不同。 實驗結果顯示，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隊，獎勵和懲罰框架均能提高生產力，且懲罰框架的效果優於獎勵框架，團隊生產力增加約1%。此外，研究發現這些效應在整個實驗期間持續存在，並未隨時間減弱。更有趣的是，團隊對懲罰框架的反應比個人更強烈，顯示行為偏差在團隊中的影響更大。同時，這種提高的生產力並未伴隨產品質量的下降，產品缺陷率沒有顯著變化。 這項研究表明，行為經濟學中的框架效應在真實工廠環境中具有顯著的應用價值。簡單的框架操縱能以低成本顯著提高生產力，對企業的長期經濟增長有積極影響。透過這項實驗，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如何在工作場所中應用行為經濟學的洞見來提升效能。 Hossain, T., & List, J. A. (2009). The behaviorist visits the factory: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using simple framing manip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62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15623

你是否聽說過「霍桑效應」？這個影響社會科學研究超過七十年的名詞，源自於1920年代在芝加哥郊外的霍桑工廠進行的一系列實驗。據說，無論光線如何改變，工人的生產力都會提升。然而，這些實驗的數據長期以來從未被正式分析，甚至一度被認為遺失。近日，經濟學家Steven D. Levitt和John A. List重新發掘並分析了這些珍貴的原始數據，結果顯示，現有文獻中對於霍桑效應的描述可能並不準確。我們將帶你深入了解這個研究如何挑戰傳統觀點，揭示霍桑效應背後的真相。 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 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是指當人們知道自己正在被觀察或研究時，他們的行為或表現會發生變化，通常是改善。這個現象是以1920年代在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郊區的霍桑工廠（Hawthorne Works）進行的一系列研究命名的。 霍桑工廠研究的背景 1924年，西方電氣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與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合作，開始在霍桑工廠進行一系列實驗，最初目的是研究照明對工人生產力的影響。實驗發現，不管是增加還是減少照明強度，工人的生產力都會提高。這一發現引發了後續更多的實驗，旨在了解其他因素如休息時間、工作時間長短等對生產力的影響。 霍桑效應的影響 霍桑效應的核心觀點是，當工人知道自己被研究人員觀察時，他們的工作表現會改善，無論實際的實驗條件如何變化。這個發現深刻影響了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促使研究者在設計實驗時更加注意控制被試者的知覺和期望。 霍桑效應也影響了管理學和工業心理學，強調了人際關係和工作環境對員工生產力的重要性。它促使管理者更加重視員工的心理和社會需求，而不僅僅是物質條件。 重新檢視霍桑效應 儘管霍桑效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後續研究對其真實性提出了質疑。Steven D. Levitt和John A. List近期的研究重新分析了霍桑工廠的原始數據，發現現有文獻中對霍桑效應的描述可能並不準確。他們的研究指出，霍桑效應的存在及其影響可能比以前認為的更加微妙，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驗證。 霍桑效應提醒我們，觀察和研究本身會影響被研究對象的行為，這對於設計科學實驗和解讀實驗結果具有重要意義。 Steven D. Levitt和John A. List在他們的研究中詳細分析了霍桑工廠的原始照明實驗數據，並指出這些數據並沒有提供系統性證據支持霍桑效應，即生產力並沒有隨著照明改變而顯著上升。以下是他們如何說明這一點的幾個關鍵方面： 1. 原始數據的重新發現與分析 研究者找到了原本被認為遺失的原始照明實驗數據，這些數據保存在密爾沃基和波士頓的圖書館中。他們將這些數據整理後，進行了詳細的統計分析。 2. 數據模式的詳細檢視 Levitt和List對實驗數據進行了細緻的檢視，發現了以下幾點重要事實： 3. 對實驗照明變化的反應 研究者發現，雖然在實驗中光線變化時生產力略有上升，但這種提升並不顯著： 4. 光線來源的差異 研究者進一步區分了人工光和自然光的影響，結果顯示： 總結 Levitt和List的分析表明，霍桑工廠的照明實驗數據並沒有提供系統性證據支持霍桑效應。生產力的變化更多是由季節性和週期性因素引起，而非照明變化所致。他們強調，霍桑效應的存在及其影響程度需要在更為細緻的經濟和心理環境下進行進一步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Levitt, S. D., & List, J. A. (2009). Was there […]

在當前教育領域中，融合教育已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融合教育強調將有特殊需求的兒童與其他兒童共同學習，促進社會互動和包容性。然而，儘管融合教育的理念被廣泛接受，對於幼兒如何看待這一教育模式的研究仍然相對有限。幼兒的觀點往往被忽視，而他們的聲音和經歷卻是理解融合教育實踐的重要一環。在Donna Koller和Valerie San Juan文章中，我們將探討一項使用遊戲訪談法的初步研究，該研究旨在揭示幼兒對融合教育的看法，以及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的真實感受。通過這項研究，我們不僅能更深入地了解幼兒的觀點，還能發現改進教育方法的潛在途徑，從而為所有兒童創造更具包容性的學習環境。 研究方法 這篇文章使用詮釋性民族誌方法，透過遊戲訪談法來探討幼兒對融合教育的看法。研究在兩個包含健康兒童與殘障兒童的托兒所進行，旨在了解兒童對融合教育的認識、他們與同儕間的互動情況及其看法。以下是該研究方法的詳細介紹： 研究對象 研究選取了12名健康兒童，包括5名女孩和7名男孩，年齡介於3.5到8歲之間。這些兒童來自兩個位於加拿大大城市的托兒所：一個提供全天候照顧的早期托兒中心（ECC），另一個提供臨時照顧和課後照顧的家庭資源中心（FRC）。這些中心包括健康兒童和有可見或不可見殘障的兒童，平均約有15%的兒童具有殘障。 研究過程 訪談內容 訪談使用半結構式問題，探討以下五個主題： 訪談者使用年齡適當的語言，並提供融合教育的標準定義以便兒童理解。 資料分析 每次訪談均被錄音並逐字轉錄。資料分析採用Creswell的六步法，從初步理解資料到詳細檢視，形成主題和子類別。研究團隊成員反覆檢查和修訂訪談問題，確保資料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分析過程中，研究團隊使用NVivo8軟體進行主題生成和數據編碼，最終確定116個編碼，涵蓋了三個主要主題：對殘障的認識、對融合教育與分離教育的看法、同儕關係的描述。 啟發 這篇文章的研究發現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對殘障的認識 對融合教育與分離教育的看法 同儕關係的描述 討論與結論 這項研究表明，透過遊戲訪談法，幼兒能夠討論融合教育的複雜問題，並表達他們的觀點。多數兒童支持融合教育，但對其具體益處和挑戰缺乏深刻理解。未來的研究應進一步探討如何向兒童解釋融合教育的目標，並促進他們對多樣性的理解和接受。這將有助於創造更包容的教育環境，促進所有兒童的社會整合和全面發展。 Koller, D., & San Juan, V. (2015). Play-based interview methods for exploring young 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inclus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28(5), 610-631. http://dx.doi.org/10.1080/09518398.2014.916434

在現今的教育領域中，遊戲為基礎的教學法逐漸受到全球各地教育者的重視與推崇。尤其在中國，越來越多的家長選擇將幼兒送到私營早教中心參加課後活動，希望藉由這些創新教育方式促進孩子的全方位發展。那麼，美式的遊戲為基礎課程在中國的實施情況究竟如何？教師們是如何理解並應用這些課程的呢？《兒童教育研究期刊》上由王欣欣與林春彬撰寫的文章「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of an American-Style, Play-Based Curriculum in China」深入探討了這一現象。通過對深圳一家美式早教中心的課程設計、教師訪談以及教學觀察，研究揭示了遊戲教育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本地化挑戰與實踐。本文將帶您了解這項研究的關鍵發現，並思考在跨文化教育交流中，如何有效融合不同的教學理念。 研究方法 為了深入探討美式遊戲為基礎課程在中國的實施情況，王欣欣與林春彬採用了質性研究方法。研究地點選擇了中國深圳的一家美式早教中心，這座城市自改革開放以來，吸引了大量外資並與西方國家有著廣泛的文化融合。研究對象為兩位教師，選擇標準為他們教學對象為0至5歲的幼兒、在該中心工作至少一年且未曾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 研究過程包括三個主要步驟：首先，研究者分析了早教中心官網上的課程描述，以了解其教學理念和結構。其次，對兩位教師進行半結構化訪談，討論他們對遊戲和遊戲為基礎課程的理解及其教學實踐。最後，進行課堂觀察，記錄教師在實際教學中的互動和活動安排。 研究結果顯示，儘管兩位教師在訪談中表達了對遊戲在兒童學習中重要性的認同，並認為遊戲應該是愉快、有創意和發展適宜的，但在實際教學中，他們更多地依賴於結構化的教學目標和結果。課堂觀察顯示，教師更傾向於使用規則性強且由教師主導的教育遊戲，而非自由遊戲。這種教學方式反映了他們對兒童自我約束和對教師尊重的傳統中國教育期望的遵循。 總體來說，這項研究表明，儘管早教中心聲稱其課程是以兒童為中心，但實際上這些課程在中國的實施過程中經過了本地化調整，以更符合中國的文化和教育傳統。 教學啟示 這項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對於教育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實踐者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首先，研究顯示了跨文化教育模式在實施過程中的挑戰。儘管美式遊戲為基礎的課程強調兒童的自主性和創造力，但在中國的實踐中，教師和家長更傾向於結構化和目標導向的教學方式。這反映出在引進外來教育模式時，必須充分考慮本地文化和傳統，進行適當的本地化調整。 其次，研究揭示了中國教育者在實踐遊戲為基礎課程時的具體做法和面臨的挑戰。即使教師認同遊戲對兒童發展的重要性，但他們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受到傳統教學方法和家長期望的影響，難以完全實現以兒童為中心的教學理念。這提示教育培訓機構需要加強對教師的培訓，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和實踐遊戲為基礎的教學法。 此外，研究強調了家長在幼兒教育中的角色和影響。家長對於教師的信任和對遊戲教學的支持，是實現這種教學模式的關鍵因素。因此，教育機構應該加強與家長的溝通，讓家長了解遊戲為基礎課程的價值和目標，共同促進兒童的全面發展。 最後，研究指出，雖然中國的教育政策和改革倡導遊戲為基礎的教學，但實際落地仍需時間和努力。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到地方文化和實際情況，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指導方針，支持教師和學校在本地化過程中的探索和創新。 總結來說，這項研究強調了文化背景對教育模式的影響，並呼籲在跨文化教育引進過程中，應進行充分的本地化考慮和調整，以實現最佳的教學效果。 Wang, X., & Lam, C. B. (2017).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of an American-style, play-based curriculum in China.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hildhood Education, 31(1), 28-39. http://dx.doi.org/10.1080/02568543.2016.1243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