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場景是作者旅行布賴(Pulai)時寄宿的一個家庭，家庭主人是阿雄(Ah Seong)和阿芳(Ah Fun)，這是作者第二次造訪布賴。他們兩個人都是受過六年的華語小學教育和三年的馬來語中學教育。他們家有四個小孩，四個都是女孩，而且阿芳的肚子還有一個。問阿雄如果肚子裡的小孩仍是女孩，會怎麼想？阿雄先說男生、女生都一樣好，表現自己懂得「男女平等」的概念，再多聊一下之後，也坦承若生下來還是女生的話，心裡會非常不爽。 除了房子外頭的橡膠樹、傳統村落風格外，布賴不再是二十年前那個缺水缺電的地方。冰箱、洗衣機、電視等現代設族都進入這些地方。甚至用華語印刷的雜誌如《媽媽寶寶》在內容上都像美國的出版品。作者也發現阿芳和她的女兒說話的時候，不是講客家方言，而是講華語。這讓我們有了以下的認識。 在個人的認同上，有人強調原生族群，有人著重實用性。而布迪厄(Boudieu)的習慣說(habitus)認為習慣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重覆的家庭或社群經驗使個人發展出適合其所在位置的自然觀點。許多家庭多講華語或夾雜著方言的方言，在這樣家庭生長的小孩就會將說華人的語言視為常態。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常常以他們的多語能力為豪。 儘管馬來語是馬來西亞的國語，而且許多華人都在中學時學習馬來語，但使用馬來語的時機只有和非華人談話時，在華人家庭中是不說馬來語的。許多家庭，例如阿雄和阿芳的家庭，為了孩子的發展會策略性地選擇華語或英語。然而，對小孩子而言，學習多個語言使他們無法專精於任何一個，於是顯得「樣樣通，樣樣鬆。」 再看看阿雄想要個兒子的心態，儘管男女平等的訊息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宣傳，但過去的習慣是無法一時改變過來的。而且在布賴，家長對男孩子教育上的關注總是高於女孩子，儘管女孩子在中學時花更長時間學習。 在不同的地方如學校、教堂、寺廟、餐廳、歡唱廣場、電影院、購物商場、夜市、游泳池、渡假村，都在傳遞多樣的文化訊息。宗教組織和涉入對個人的意義有很特別的影響。在第一個場景中李明中學的舞獅隊成員就有來自不同宗教的團體，包括基督教、佛教，或天道等。宗教團體主導，使用廣東話或華語，並且以漢字印刷，參與這些團體的人多是受華語教育的。不同於受華語教育的人，受英語教育的華人是主動地將宗教(不論基督教或佛教)整合入自己的生活中。
Author: Dicky
我讀《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四
「認同」這個東西，可以被視為是「去創造一個東西，使不一致的文化內容和不一致的 生活經驗產生一致性」。馬修(Mathews)認為不同層次的個人識意都會塑造認同，它們分別為：一、視為理所當然或潛意識地的習慣；二、由於社會壓力而去服從的文化規範；三、個人是有意識地、自由地從「文化市場」中選擇自己的認同。前三個場景大多是處在前兩個層次的模式，近代應該有對於個人選擇的認同應該還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於是每個人的選擇、每個人的認同都會是有所差別的。儘管一九八○年代，中華商會鼓勵華裔馬來西亞人少說方言多說華語以凝聚社群；儘管將華語作為教育和官方的語言，可以在正式場合使用，不同於和朋友或企業夥伴的閒聊語言。但華裔馬來西亞人對所謂的「中華性」(Chineseness)不只是單純地接受或排斥而已，忽略、質疑、抗拒、再探索、頌揚或改變等策略性地反應也是可能發生的。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認同其所在的社會階級或將自己定位在世界公民的身份而「忽略」了其在特定族群的認同；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華裔馬來西亞人可以說得一個流利的英語，這些人開始「質疑」英語會侵蝕其對中華文化和華語的實踐與知識；也有些人「抗拒」中華性，其覺得應該強調「馬來西亞人文化」而不是「『華裔』馬來西亞人文化」，許多華人都沒有什麼馬來人朋友，或許是因為飲食習慣，但若有心克服，應該不是問題；有一些受英語教育的華人因為「再探索」而將佛陀的生日「衛塞節」(我們叫浴佛節)再擴展；也有人會刻意「頌揚」中華性，不論是工作態度或即便是負面教材的香港影集或電影，這些人宣揚華人的勤勞 、努力、聰明…等；原本的中華餐點如點心(dim sum)也加入咖哩粉、茄子、椰漿等具南洋風味的食材，而「改變」了原先的飲食習慣。 在馬來西亞是不可避免必需劃分華人、馬來人或印度人，多元的文化意義和策略性反應或定位也勢必和這劃分有關而且會越來越豐富，而且會一直在個人、本土、國家和全球政治等不同場閾轉變。
我讀《The Two Unmarriageables》
《The Two Unmarriageables》是講兩個無法在當地市場找到結婚對象的人。故事中的兩個人都是來自越南。女生生長在越南，來自富裕的家庭，非常認真讀書，有了很高的學歷，於是在越南找不到相對應的對象結婚；男生則是在戰時離開越南，到美國過著打黑工的生活，也無法在美國社會找到對象結婚。 女主角的名字叫Thanh，父親是老師，在戰時也有親戚逃到美國去。Thanh在高中畢業之後，許多同學就結婚了，但她繼續讀書，取得了法律學位。在越南工作可以得到一份比當地人高的薪水，不過仍比不上在已發展國家的所得。由於她的學歷使她在越南社會找不到能夠和她結婚的對象，她確實認識一些和她條件差不多的男生，不過這樣的人畢竟不多，所以在越南婚姻市場內，她是待價而沽的稀有品。在她的「想像」中，越南的男生擁有亞洲特質，受儒家思想影響，有一點點大男人，會想控制女生，越南之外的男生比較不會這樣。 男主角的名字叫Minh，在二次大戰時逃離越南，先到馬來西亞，後來轉輾到美國。相較於其它同伴，能到美國被認為比較幸運，其次是加拿大、澳洲，再次者則是芬蘭、比利時和匈牙利。或許在這群人心目中，有那麼一份「『文明』階序名單」！在美國的生活也是顛沛的，他從美國西岸到美國中部，後來在一個華人餐館安定下來。Minh認為，因為自己在美國社會無法賺到很多錢，於是美國人看不起他，不會有人願意和他結婚。同時，Minh期待，生長在越南的女性會擁有「傳統」女性的美德，聽丈夫的話，待在家裡做家事。 兩人因為在婚姻市場找不到買家，於是必須跨海找買家。Thanh可以找韓國人或台灣人，但她不要，因為在越南社會這被認為有點像妓女，是出賣肉體的行為；找一個「海外」的「越南人」 (Việt Kiều)，既不會招受異樣的眼光，又可以擁有「想像」中的女性自主。Minh透過仍待在越南的家人和Thanh搭上線，透過家人的介紹，也就是「傳統」的相親讓兩人認識。兩人就這麼結婚了！ Thanh和Minh接受訪問時很有趣，生長在越南的Thanh是用英語進訪問的，而在美國打工的Minh卻是用越南語。Thanh預期Minh是來自「現代」的人，Minh則希望Thanh是活在「傳統」。Thanh只想要那個屬於現代的「好東西」，Minh又何嘗不是只要傳統的「好東西」！ 對於「現代」的追求，於是認為屬於「現代」的就是好的；緬懷「傳統」，或許也是那些經歷過「現代」的人的專利。或許是我們簡化地認為這是「現代」或「傳統」的拉扯，我認為這是人們只為自己著想，而不懂得將心比心才、推己及人才有的自私想法。如果我們不去想如何對自己有利，而想的是如何對社會大眾有益，那就不會是一昧地追求「現代」或「傳統」了。
《沙巴的華人─卡達山(華卡)混血族群的研究》by黃子堅
今天聽了馬來亞大學歷史系的黃子堅老師分享《沙巴的華人─卡達山(華卡)混血族群的研究》，我認識了一群新新人類。事實上，並非卡達山人是新新人類，是我孤漏寡聞，我想這應該懂馬來西亞歷史或當地文史工作研究者都一定知道這一群人。下面分享聽講心得： 卡達山(Kadazan)有一群人，是華人和杜順人(Dusun)混血的後裔，這些人不自稱華人，也很少說自己是杜順人，他們有一個新的名稱叫卡達山人，而且這個卡達山族群還是在馬來西亞沙巴最大的族群。不過也有一些人認為自己是杜順人和卡達山人或華人無關。 有一個來自卡達山的家庭，以黃龍為祖在馬來西亞沙巴開枝散葉的家族，在這家族有一個男孩名叫Lothar Wong Manjaji，和我同姓「黃」，大概八百年前是一家親。仔細觀察這個男孩不同時期的名字，從一開始就不是取華人的名字，一開始叫Lothar Wong Manjaji，沒有漢字對應的名字，一段時間再問他，他的名字變成Lothar W. Manjaji，過一陣子再看，已經完全在地化為Lothar Manjaji，連「黃」都用不著了。我們不好說這是誰同化誰，不過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來理解，這些混血族群是如何開展其認同的。 混血兒的身份本身就有其雙重性，該族群可以選擇作為華人或作為土著。有以下原因，黃子堅認為華人選擇作為土著。亞庇有個縣官，因為認為華人總是開賭場、放高利貸，總之有種種壞習慣，於是想要把華人趕出兵南邦(Penampang)，你可以看下面連結知道兵南邦所在地，這時候混血兒開始抉擇了，一方面他們說自己會說杜順話，強調自己具有土著的身份，另一方面也向中華商會尋求和縣官協調的機會。什麼族群優越感都比上生存更重要，後來漸漸發展就產生了卡達山人的認同了。過了風頭之後，現在這些卡達山人也漸漸承認自己的華人血統。陰謀論地猜想，承認其華人血統或許也是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也欲分一杯羹。 View Larger Map 我想卡達山的認同還在形成階段，下面是一個卡達山的歌曲，幾世代之後或許真得可以說有這麼一個卡達山族了！
我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馬來西亞和汶萊》
馬來西亞看似為東南亞地區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但其對環境的破壞大概也是東南亞地區中數一數二的。馬來西亞並沒有專責環境保護的部長級職位，當然也更甭提其國家發展中對環境保護的相關立法了！馬來西亞，作為一個東南亞地區的大國，無法為地球上環境保護盡一分心力，這真是一個真讓感到可悲和羞恥。下面分享閱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馬來西亞和汶萊》的心得： 馬來西亞的農業發展是相當令人矚目的項目，其也是馬來西亞在一九七○年代經濟起飛的關鍵，為了提高經濟作物如棕油和橡膠的種植，大大地減少了稻米產量，而後為了減少進口食物的花費。為了增加農地，在一九九○年之前，也大量地出口木材。若有農業上的升級，則是進一步的加工，如食品加工或將木材製成家具。 日本人有「南向」政策往東南亞地區發展，馬來西亞則有「東望」政策，向馬來西亞工人灌輸日本的工作倫理，將日本視為投資、商業支能和技術轉移的重要來源。此外，馬來西亞亦致力發展交通和通訊。吉隆坡擁有都會系統，配合公車轉運系統作為都會通勤服務，另外有和新加坡和泰國連結的鐵道。 馬來西亞由於在全球經濟中的涉入，也在國際政治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馬來西亞以發展東協和區域的關係為首要，接著是伊斯蘭國家，最後是不結盟國家。最近一期的《亞洲週刊》就談到馬來西亞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和中華民國(台灣)兩國免簽證待遇的發展，兩個中國都致力於爭取馬來西亞免簽證的優惠，而中華民國早在二○○○年就給以馬來西亞人民免簽證的待遇，但未見馬來西亞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有任何積極作為。反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先馳得點地取得免簽證進入馬來西亞的優惠了。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同屬不結盟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支持馬共的紀錄，但在外交優先次序上仍是有差別的。 已發展國家常常以自己的觀點來對發展中國家批評，在環保議題項目上尤其如此。已發展國家會指摘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忽略了環境保護；但發展中國家會反駁道已發展國家過去也是在剝削環境下而進行經濟發展。這樣的指控是無限迴圈，而且經濟無法發展，環境也無法保護。事實上，經濟和環境是可以同時擁有的，發展「綠色經濟」就是選項之一。已發展國家應當盡力協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環境同時發展，以支持取代批評；馬來西亞或其它發展中國家則也當虛心接受批評，以已發展國家為鏡，不讓自己犯同樣的錯誤，有信心地認為我們同樣能夠在不破壞環境的前提下發展經濟。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
我讀《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一
初級階段的文化適應，是華人基於生存環境的變化而作出的調整首改變，和同化沒有什麼關係，只是「適者生存」使然；高級階段的文化適應則是長期在移居國生活，移民已經放棄本民族的文化和價值系統，積極參與移居國的經濟、政治或社會文化生活。泰國華人就是高級階段的文化適應的典型。 我對印尼的認識太少了！看了《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這本書，我覺得想說說印尼的狀況。除了蘇門答臘和爪哇的外島地區，許多華人已經居住了五、六代人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同化方向。一般我們看到的是華人移居東南亞地區國家之後，華人同化成當地人。但由於印尼許多外島是由華人先定居，而後才又有人移居外島，所以如西加里曼丹、棉蘭市等都有許多華人，且仍操華語，儘管印尼大部分地區的華人已經放棄華語或中國方言，而以印尼語為主要語言了。 東南亞的華人，從日常生活(姓名、飲食、居住、穿著)、到家庭，都和傳統華人有不一樣的發展，但我認為這不只特發於東南亞地區，這是全球化的影響。當我們學習英語或日語時，就會起個英語或日語名字；我們也吃麥當勞或肯德基；穿李維斯的褲子或住洋房。所以我們不需要怪罪在東南亞的華人忘根，因為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本段指的「我們」是非東南亞地區的華人。) 華人和當地人的社會距離有個指標可以測量，這個指標有由最親密到最疏遠為通婚、親密朋友、鄰居、同事、公民、旅客、驅逐出境。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華人和當地民族的社會距離較小，馬來西亞則較大。 華人在東南亞的高級階段文化適應則建立在有公民權(或國籍)的前提之下，有了公民權便會有政治認同，而這政治認同是可和文化認同和民族認有差別的。而新舊華人移民除了公民權之外，還會因為社會和文化環境影響，對於政治的認同也是不一樣的。 東南亞華人的宗教適應有四種情況，改信他教、創造新形式宗教、堅持原先信仰或無神論，其有以下特點：一、多元化；二、宗教融合或同化的現象正在發生；三、華人移民的精神支柱；四、功利主義；五、不如當地民族虔誠。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
我讀《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二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在東南亞地區許多華都不再說華語，這些華人所傳承的文化也勢必有所有變化。有人說，東南亞華人的文化是基於中華文化融合其它文化；有人說，中華文化和其它文化都只是眾組成部分之一。但我們都承認，東南亞華人文化是無法和中華文化等同的。 除了語言之外，還有其宗教、生活方式造就其多采多姿的文化。加上高度的開放性和亞文化，華人文化在各國的發展也是使它更不可預測而無法用一句話概括。曹雲華認為東南亞華人文化必沿著三個方向發展，他們分別為非中華化、本土化和西方化。然而，泰國在九○年代中期之後，華人文化有復興的趨勢，歸因有七：一、政府重新定位華人文化；二、華人經濟上的成功；三、華文商業價值；四、華人移民增加；五、港臺文化影響；六、大陸中華文化影響；七、經濟全球化。 我認為很多事情是很簡單的，如「華人的文化在東南亞」或「東南亞的華人文化」本來就是相同的東西。但是硬去解讀的話就可能說「華人的文化在東南亞」是基於中華文化融合其它文化的文化，而「東南亞的華人文化」中華文化和其它文化都只是眾組成部分之一，本來很簡單的事情，被學者弄得讓人搞不懂！咬文嚼字也無法對社會有進一步的貢獻。即便曹雲華建立在有「中華文化」存在的基礎之上討論東南亞華人和中華文化的關係為何？我們也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存在這麼一個「中華文化」。事實上，有沒有中華文化或中華文化的形成也是學者或政治精英的說法，為什麼人們不能快快樂樂地生活著就好了呢？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
我讀《TO VEIL OR NOT TO VEIL? 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Muslim Women in Austin, Texax》
我真佩服我的英語能力，我可以不用查單字就看完一整篇英語文章。我閱讀《TO VEIL OR NOT TO VEIL? 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Muslim Women in Austin, Texax》這篇文章，標題就有個單字Veil，我一直不去查這個單字，一開始猜測這可能是膜拜或面紗等穆斯林宗教特有的單字，往下看之後就知道是使用面紗的意思了！我很厲害吧！不過這個單字其實是以前就查過了，只是忘記它是什麼意思。我想還是看完這篇文章後，我大概會永遠記得這個單字了。下面分享本文章的摘要和心得： 這個文章找了一些有使用面紗的人和沒有使用面紗的人來談談她們對使用面紗的看法。我認為這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差異，只是對於很少見到穆斯林的台灣人而言，這仍是很新鮮的議題。儘管在不久之前，法國才通過不準在公開場合使用面紗的法令。 有使用面紗的穆斯林女性認為使用面紗比較舒服、特別，而且有虔誠的感覺，這些都是為了符合古蘭經的要求。也有因為同儕影響，朋友使用面紗，於是也跟著用面紗，而且這樣也可以和自己的重要他人更親近。還有人認為使用面紗可以在埃及生存，我想這是因為可以適合當地的天氣吧！使用面紗也是為了不讓男人侵犯自己，因為女人是鑽石，所以穿著能夠蓋住全身的黑袍可以讓自己在社會中更自由地遊走。不過這樣的穿著打扮，旁人會覺得奇怪(也就是很特別啦！)，而且有反「現代性」的嫌疑。這還因此帶來婆媳問題，因為婆婆(沒有使用面紗的習慣)覺得媳婦為了表現自己對阿拉的虔誠，使用面紗把婆婆給比下去了。 不使用面紗的穆斯林女性則認為使用面紗是「父權控制」，而且是因為政治因素才產生這樣的規範。許多穆斯林女性在美國不使用面紗或穿黑袍，但回到原生國時，就會戴上這些東西了。 我想我是一個相當功能學派的人，原先我認為穆斯林女性使用面紗除了在天氣乾燥的地方能夠防沙塵外，沒有其它功能。但在使用面紗的穆斯林的女性談話中，我們可以理解還有作為避免男性性侵害的功能。為了不讓男性犯罪，而叫女性包緊一點這固然是性別上的不平等，正如若有男性性侵害了一個女性，你不怪罪男性，反而說女性穿著太曝露是一樣的道理。不過，我倒滿想有一套能夠把全身包起來，只露出眼睛的穆斯林服飾。如此，別人認不出來你是誰，你也不必在意身上穿什麼服飾(就像學校要求學生穿制服一樣，不用跟別人比美！)，這樣的打扮反而更自在、更舒服。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唄！
我看《姊妹賣冬瓜》
《姊妹賣冬瓜》的「賣冬瓜」是取自泰語 ไม่ต้องกลัว(不要怕)的諧音，有鼓勵在台灣的新移民女性不要害怕的意思。該電影為南洋姊妹會集體創作下集思廣議而成的，包括知名人物朱天心、候孝賢等人支持，首映會當天還有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和參與移民署署長謝立功。對於王如玄主委的參加，我覺得興奮，並且認為新移民議題在台灣能夠受到如此矚目感到不可思議。探究其原因，原來是王如玄在未擔任勞委會主委之前，就熱心於婦女運動，台灣人真該感到福氣，能夠有這樣的人擔任台灣人的勞委會主委。下面分享《姊妹賣冬瓜》的電影心得： 南洋姊妹會是在二○○三年成立，在這之前於一九九五年僅有類似「成人識字班」的新移民配偶鬆散組織，由於秉持著不需要由台灣人代言的想法，歷經八年才成立。新移民女性能夠上街頭或在鏡頭前(新聞媒體)現身是排除了許多困難才達成的。姊妹們會有來自家庭的壓力，公婆或丈夫不願意新移民配偶參與社團，學了一些有的沒的，更不希望姊妹們拋頭露臉，只要求她們好好照顧好小孩子就好了。這其實是帶著許多雜訊在其中的。其一，公婆和丈夫構成的男性沙文主義氛圍，認為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參與社團可能會使女性的光芒蓋過男性；其二，男主外、女主內的刻版印象作崇，只希望女性待在家裡照顧小孩。「照顧小孩」或「為了小孩著想」看似冠冕堂皇，若女性有更多的時間陪著小孩，小孩將有更好的發展，我想這也是阻礙新移民女性或女性參與社會運動的主要原因。 在我看來，我認為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或社團，反而能夠給小孩樹立「社會參與」的榜樣，也讓小朋友從小就對自己的媽媽有信心，自己也跟著有信心，當小孩子有信心的時候，不再覺得自己是弱勢，就能夠和其它人平起平坐，而不受歧視了。從該記錄片來看，姊妹們的努力和表現是不亞於國人的，除了在國內社會活動的參與之外，也積極參與國際活動，這樣的國民外交也是在國際上為中華民國爭光。 儘管，這些外籍配偶在國際舞台上以台灣人的身份，為台灣爭取國際空間，但中華民國的法律或社會氛圍卻是相當惡劣的。看過影的隔一天正好在中正紀念堂正好有2010年「國際移民日」(12月18日，中華民國於12月5日提前開跑。)的活動，其中由「中華兩岸婚姻協調促進會」擺設的攤位提供了新移民權益票選活動，我認為有許多權益都有賴政府積極修正改革，包括：落實「陸配外配權益一致化政策」；放寬陸配父母親來台探親期限，每年一次，三個月續延三個月，共六個月；刪除「三個月期限補交喪常原籍証明之規定」；刪除「非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擔任公職之規定」；採認「陸配在大陸接受教育之學歷及證照」；多輔導，少限制，建立互信，給新移民愛台灣的信心…等。你可以發現能夠影響這些新移民的權益是如此卑微，連我們想都想不到。而這些新移民想方設法地表達出來之後，台灣的政治精英竟是如此傲慢地對待，南洋姊妹會算是比較有組織地從事社會運動，其它還有移工團體或其它移民相關團體提出的訴求只因為新移民沒有投票權所以被忽略了。 在《姊妹賣冬瓜》首映會後的座談，夏曉鵑老師認為很多時候是一小撮人、一小撮人慢慢累積的能量才能成就大事。例如「取消存款證明」以作為取得身份證的必要條件，許多人認為是馬英九總統的一句話才使政策如此修正，但早在馬英九總統出此言前，南洋姊妹會們就為此訴求奔走許久。這也提醒我們，許多事情不是只靠政治精英或某些在上位者一句話的決策，而是有許多在下面的螞蟻雄兵孜孜矻矻地在宣傳、推動才成就的。我想馬英九總統或執政團隊也不算是剛愎自用的人，若能多聽各方的聲音，並在各方面有待改革的領域給以壓力，台灣是能夠邁向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的。台灣這個社會，需要那些表達自己意見的一小撮人，慢慢累積著一大群人，造就一股氛圍；有遠見的政治精英則應該在對台灣有利的一小撮意見剛萌芽時，就積極推動，否則就只是一個收割政治利益的政客罷了！ 《日久他鄉是故鄉》，是《姊妹賣冬瓜》使用的眾主題曲之一，分享如下，你聽了會很感動的：
我讀《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一
在新加坡，許多華人擔心受英語教育的高階技術人員掌有新加坡輿論的權力，擔心「西化」將造成亞洲文化認同流失，於是新加坡當局開始強調華語和儒家道德。接著我們來看馬來西亞的情況： 有些學者認為只看依族群分類訂政策將無法滿足階級差別的問題，因此，有時候族群反而是加重了結構上的不平等(特別是社會階層)，因為族群認同是「天生」的，這反而有害於在社會的能動性。然而，事實卻證明，這樣的族群分類使華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仍表現突出。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赴海外讀書、擴展事業和旅遊。目前華裔馬來西亞人的認同是多重的、分歧的、持續轉變，而且常常有官方論述和日常經驗交融於個人的。 接著依《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所述，將分享四個場景，四個場影分別是不同層次的認同建構，其包括：一、族群認同建立在國族層次，屬於公眾、官方和特定事件；二、在跨國、全化的脈絡下的當地認同；三、認同來自希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習慣」，這會因為性別、世代、社會階層和處境而異；四、多重、複雜的認同會被忽略、質疑、反抗、再探索、頌揚或改變。下面分享各個故事，你就可以理解這樣的認同建構是如何產生的。 第一個場景是在一個中學(Ling Ming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這個學校曾經為了是否採用英文教科書和用華語或用英語教學而辯論過，許多從這個學校的畢業生都會到吉隆坡、新加坡、臺灣或中國大陸。在訪問學生時，他們認為華裔馬來西亞人不像馬來人那樣，有宗教、語言或蘇丹使他們結合在一起。學生還被問到一個「最近看什麼電影」的問題，學生答，看「我是誰」和「鐵達尼號」，「我是誰」是成龍演的電影，另外還有「行運一條龍」和「刑事偵緝檔案」來自香港的電影和電視劇，甚至有來自臺灣的「新月格格」，我只聽過「還珠格格」，啥「新月格格」我連聽都沒聽過。 馬來西亞官方的族群認同和日常理解的族群認同是有落差的，官方強調的是一個較大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強調其國族更重於族群。然而，當政治的力量遇到文化議題時，特別是和語言和教育相關時，許多華人團體於是鼓吹改變馬來中心的馬來西亞國族文化政策和推動支持華人文化與教育。馬華文化指得是源自於中國的文化，由移民帶入馬來西亞，由於華校的建立加上西方和其他各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其藉由轉換儒家思想成適合當地環境的文化。華人也提出許多陳情文件，不只是希望馬來西亞政府政策上的改變，同時也希望有來自華裔馬來西亞人的持續支持。 一個名為「訴求」的文件由華人教師會和華人教育董事會完成，主要訴求進一步的民主、人民、正義、扼止貪污、消除族群「固打制」、保護環境、保護女人、勞工和原住民的權利等十七點。這個訴求成功地推動了華人文化於馬來西亞的地位，因為其將更多利益團體也納入了。由於語言和教育的影響力很大，這使得華語的教育從年輕一代的開始，提高獲取華語初級能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