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icky

分析在麻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語詞彙，大致上有三分之二的馬來語、五分之一的福建方言，其餘為荷語、葡語、英語、泰米爾語和印尼語。原本福建華語的特性，例如其是有聲調、例如所有格是前綴的，也開始和馬來語混血。講「你」、「我」、「他」的時候，「你」和「我」是福建華語，「他」則是馬來語；馬來語的語序是將所有格後綴，華語是前綴，當峇峇人說話時，講得像馬來語，但卻是華語的語序。除了語言的混血，還有食物、服裝、神明，甚至入贅都成為普遍的現象。 將泰國和柬埔寨視為對照組，你會好奇，為什麼只有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有這樣多面向的混血現象？有人說因為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都是福建人，不過這個說法很不具說服力，因為清代和明代也有大量福建人到這些東南亞各地，卻沒有像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有混血的現象；此外，緬甸至今仍是以福建為主的華人移民也不見其有多方向的混血。或許階級是另一個解釋，例如泰國是由土著精英主導著經濟和政治，向上同化是華人生存的策略；同時在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這些地方的土著政權是真空的，所以華裔混血很可以在歐洲殖民者和土著之間找到中間者的地位。 此外在不同統治下，華裔混血兒也有不同的歸屬。西班牙人在菲律賓把人分為華人(Chinos or Sangleys,生於中國的華人)、麥士蒂索人和當地土著(Indos)；荷蘭人則在爪哇分為外來者(foreign orientals)和土著(natives)，華人和土生華人都是屬於外來者；泰國則給於華裔混血兒選擇當個華人或當個泰國人；英國則沒有特殊的族群限制。 也有人認為宗教是造成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華裔混血特出的原因。伊斯蘭教和天主教具有排他性、一神信仰並要求放棄其它偽神，相形之下，小乘佛教的泛神化顯得寬容。而且大乘佛教進到中國由來以久，和儒教文化和中國民間信仰有高度相似性。而伊斯蘭教和天主教都有一個決定性的入教步驟，如割禮或入信。不過有些伊斯蘭氣氛濃厚的地區，融入的華人或許就被視為土著。而且如越南同樣和中國是大乘佛教的地區，華人在當地並沒有比較好的同化，所以宗教或許也並非是決定性的同化因素。 傳播天主教是西班牙在菲律賓的主要任務，麥士蒂索人在信仰天主教後可以有較有利的社會階級。由於麥士蒂索人也和土著精英有共享的文化資產，天主教信仰，所以能共同組成今日的菲律賓人(Filipino)。 最終，菲律賓的麥士蒂索人也成為菲律賓人；峇峇則有點跨國、跨文化主義地以個身的多文化為豪，和那些對抗馬來政府的華人是不太相同的；而土生華人的語言已經完全脫離了福建華語的影響，但文化仍完整保留，儘管居住在印尼使他們有點不自在。 我想全球化的來臨，文化的多元性將會是個人的資產，而且是正資產。這些正資產可以在方方面面展現，這包括尋找工作機會、與人交往…等。尤其現在中國崛起，擁有那麼一點點中華文化的多樣性、變異性、延伸性，這將成為自己在世界立足的重要利基之一。

台灣人對於東南亞外籍勞工的想像一直是透過人力仲介作為守門人來形成。鑑於現代國家的界線明顯，我們也很容易地以國家別以刻版印象來理解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勞，而忽略了台灣的外勞來源國都是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國家。《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一文中，分析人力仲介的種種作為，並輔以僱主和外勞的經驗來說明這現象如何被建構。 族群的界線除了種族之外，還包括階級位置、世界體系中的階序有關，這些要素成就「我們」和「他者」的間隔，有些群體有機會變成「我們」，有些群體則是有根本差異、難以同化的永恆他者。當我們說「外勞」的時候，通常不包括專業白領階級外籍勞工，台灣人的「外勞」只有東南亞外籍勞工，其它白領階級外籍勞工會被稱為「外籍人士」。從法律或入境健康檢查，到媒體報導，都可以發現體制有意無意地強化了刻版印象。 外勞輸入國的政府是守門員，人力仲介業者也是守門員，特別在亞洲的國家中，由於政策規範，移工社會網絡建立不容易，而人力仲介業者則更有從中獲利並操縱想像的空間。仲介業者藉由分析不同國籍移工，讓僱主認為自己是專業、可以信賴的。然而，分析卻是粗糙、廉價地服膺刻版印象只為較高的獲利(仲介印籍移工有較高的酬庸)或市場區隔。 印籍移工和菲籍確實有教育和語言上的差異。菲律賓在美國殖民時期，廣設大學，大學在學率明顯高於印尼。同時，菲律賓的美國殖民背景讓菲律賓海外生活的夢想，也因此有較印尼更明顯的人才外流。美國的殖民和政治影響，也讓菲律賓人擁有英語資本。台灣僱主會因為自身背景、炫耀性財富或想學習英語而選擇菲籍移工。然而，對於習慣用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台灣人而言，對印籍移工才有較具權威性的指揮感。「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都是比較後、相對性的結果，在加拿大仲介業者則說菲籍移工溫柔又有愛心，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的移工則強悍又野蠻。或許也因為「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的刻版印象，僱主對印傭有更強烈的家務工作剝削，所以印籍和越籍的移工逐年攀高。仲介業者就在僱主的需求和偏好不一，且僱用資訊不充足的情況下，取得操耳的空間。 「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和仲介招募的對象也有關係。通常，招募菲傭的仲介不只在鄉村招募，他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這些人多是有城市生活經驗的，也有較高的教育水平；相反地，印尼仲介不喜歡都市人，而是透過牛頭在鄉村找那些「單純」的鄉下人，透過訓練、改造後，取得證書讓他更有機會成為海外工作者。有時候，移工們會配合仲介業者的期待來表現，例如假裝自己是來自較鄉村的東爪哇或中爪哇。 印尼的招募和訓練是相當有意思的。通常牛頭依賴在鄉村的社會網絡找到想出國工作的勞力，因為這樣的社會網絡鄉村的家庭更放心讓子女赴海外工作，而牛頭在外勞逃跑時，也可以直接找該家庭索賠。接著給予這些想到海外工作的人訓練，包括現代化設備的家務工作、移入國風俗和語言。這些訓練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給海外僱主和仲介的「表演」，這些移工甚至被要求剪去長髮，表現純樸貧窮、很俗的形象，以提高僱主，特別是女僱主，僱用的意願。 仲介就好像寄生蟲一樣，寄生在不良的國家政策之下，同時吸收著移工和僱主的養份，卻無法產生互利共生的作用。如何可以有互利共生的影響，我覺得可以加強印尼移工的訓練內容，不要只是讓這些訓練淪為形式。綜觀印尼移工的訓練內容和移工自身的說法，語言能力的培養是最實用的部分。所以我認為這些訓練課程應當將原本就被認為佔很多時數的語言課程再增加時數和實質內容。在全部454小時的課程中，包括114小時的英語和138小時的華語，就比例而言，相當於一天有一半的時間是在上語言課程，若是每天上課的話，相當於每天有半天的時間是在華語或英語的課程，也幾乎就是語言的密集課程了！以最少有兩個月的訓練來看，至少上了兩個月的語言密集課程，卻只能作到拍攝錄影帶裡的中文自我介紹，這樣的教學成效是令人質疑的。既然移工們認為語言課程是最實用的，而學習效果又這麼低落，我認為加強語言課程(甚至可以只學華語或英語)的質和量是可以讓仲介和移工有互利共生的具體作用。

I finished my benchlor degree in "Tai-Wan-Da-Xu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and now I am studying for further for master degree in "Ji-Nan-Da-Xu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NCNU). Both of them are public schools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nd I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feelings between […]

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歷史上在適應上、文化上、同化上都是一個很有趣的族群。《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分別討論三個東南亞地區內華人和當地土著通婚所生下來的華裔混血兒(creolized Chinese)，其中這些混血兒作為中介社會體系角色的地區，包括菲律賓、爪哇還有海峽殖民地。混血指的並不只是在血緣上，這還包括語言上、宗教上等方面。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婦女是禁止離開中國的，於是所有海外華人都會和當地的女子結婚，而所生下來的後代並不會融入當地社會，而是傾向在同混血的社群內通婚，這也使這些華裔混血兒成了當地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群。歐洲人進入東南亞地區之後，這些華裔混血就成了中介歐洲人和當地土著的的角色，儘管時不時遭到騷擾，甚至屠殺。 華人在菲律賓與當地土著的混血稱麥士蒂索人(Mestizos)，在西班牙人殖民期間主道了所有貿易、控制那所有工業發展，同時是借貸中心和土地投資者；爪哇從十八世紀之前就有不少華人和其後裔成為穆斯林並融合進當地的社會，然而在幾次大屠殺之後，非穆斯林的華人混血兒土生華人(Peranakan)開始發展，逐漸地在人數上、經濟上和社會上都開始由土生華人主導。土生華人的財富比麥士蒂索人更集中，而且當時麥士蒂索人佔菲律賓人口有5巴仙，土生華人佔爪哇人口不過1巴仙。 華裔混血峇峇(Baba)在麻六甲很早就成形，荷蘭殖民期間也沒有吸引很多華人移民，新到的華人移民也沒有和峇峇有太多混血，華人對於已成形的峇峇社群而言反而是被邊緣化的。直到英國人佔領檳城、麻六甲，峇峇開始往檳城移動。峇峇才組成中間社會階層，峇峇也往新加坡。於是海峽殖民地(麻六甲、檳城和新加坡)就由這些早一批的華人移民作為主導團體了。在海峽殖民地共有9到10巴仙的華裔混血峇峇。這些華裔混血，包括麥士蒂索人、土生華人和峇峇都是貿易商，這也是為什麼往後能夠移進大批的華人作為勞動階層。

 一個地方的移民政策多多少少可以反映其社會的成員對移民的態度。曾嬿芬老師的《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一文中，從國族政治的各個面向來討論中華民國引進低階外勞的政策。中華民國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章作了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相關規定，但對於移民並未沒有太多著墨。若說中華民國有移民政策的話，大概是比較像客工計劃的外籍勞工政策。   引進外勞可以用新馬克思主義(即階級衝突)和多元社會去理解。從新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由於移工有較不完整的工作權，資本家可以對其進行更嚴厲的剝削；多元社會的觀點則認為這是社會上各個利益團體協商下的結果，而引進外勞的相關利益團體則包括資本家、工會、特定族裔團體或國族主義者，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中華民國移進外籍勞工並不是因為缺工，而是因為台灣廠商基於勞工工資和工時考量，往大陸、東南亞投資，企業以產業外移作為和政府協商的籌碼。此外，台商主要投資都以中國大陸為主，增加「政治」風險。在資方施壓和國家管理的情況下，中華民國引進外勞。   引進外勞作為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酬賞「敵人的敵人」或「友邦的友邦」，即引進外勞可以來表現那一國人受到該國的重、那國人為該國摒棄。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空間常常被忽略，不過卻透過對菲律賓、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開放外勞進入而有稍稍提升台灣駐外單位的地位。   你可能好奇，為什麼開放的是菲律賓、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這些國家？而不是中南美洲那些有邦交的國家？又為何不直接從中國大陸地區引進呢？從中南美洲引進外勞的成本較高。而從大陸引進勞工具有語言、文化和地理上的親近性，資方極力想掙取大陸勞工。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大陸人就成了焦點，將大陸人視為中華民國國民？將大陸人視為中華民國的外國人？讓大陸人既不是本國人也不是外國人，單獨列為大陸人？多相妥協下，後來只引進大陸漁工。東德人進入西德時，常常比其它移民團更被排斥，這似乎和台灣與大陸之間有類似可以推想之處。文化、語言的族群反而被排斥。   引進移民的社會大致有兩類型的國家，強調種族同質性的，通常以血統為基礎的公民身份，這是客工計畫的典型溫床；強調種族異質性，並以出生地為基礎的公民身份，多有隨時引進長期移民的政策。台灣社會普遍不把族群的異質性視為一種正面的社會價值，並預設台灣社會是種族同質性的。同時，缺乏接納外國人的傳統，於是中華民國拒絕移民的方向是明顯易見的。   除此之外，還有藍領勞工和白領勞工受到階級主義的不平等對待，以及東南亞族群和歐美白人的種族階級主義的差別待遇。在我看來，中華民國的移民或移工政策是相當畸型的，因為眾生皆有佛性，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不能因為有人比較富有或比較窮而決定他是不是能移入，也不可以因為他是什麼族群而決定他是不是能移入。   相信族群的異質性是一種正面的社會價值，這有助於多元文化的發展並促進族群平等。所幸台灣是個教育普及的地方，政府、學者有機會將這樣正面的社會價值快速根植於人民心中，創造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看看噗友的對此議題的討論：

 若說東南亞有高速的經濟發展狀況，我想這都得歸功於工業化和貿易，其中泰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最為強勁，其它國家也不遑多讓，新加坡一直是穩定成長的經濟體，以上兩個國家是東南亞國家裡唯二的亞洲五小龍。馬來西亞製造業成長搶眼，，但華人社群擁有的財產多於馬來及印度社群，成為馬來西亞經濟成長的變數之一，工業成長也造成環境的破壞。印尼由於有天然資源如石油而有大量外匯並能夠開展其它事業。其它還有緬甸、寮國、柬埔寨等國家，仍受困於政治動亂，經濟發展潛力還待開發。   東南亞地區在歐洲殖民時期，主要為原料和半加工的自然資源出口，工業並沒有長足的發展。直到近代才開始真正工業化。剛開始以「進口替代」為主，除了經濟考量，也希望對鄉村和農村社會進行現代化的改革，藉由徵收關稅、進口配額並提供國內生產者金融誘因以發展本土產業。然而國內市場很容易就飽和，即便有新的就業機會，若為資本密集而非勞力密集產業，仍無法解決大量失業問題。   於是，東南亞地區由「進口替代」變成「出口擴張」，開始往海外市場發展。鑑於通訊和運輸技術進步，國際分工在始把生產線散佈於東南亞地區，但對於東南亞地區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它們仍是得依賴先進工業化國家的邊陲國家。國家這時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國家的工業發展策略和對基礎建設的投資決定是否能在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時持續發展。國家級的工業技術研發能夠使產業升級為知識密集的產業；金融誘因如稅率折扣則讓外國人願意投資；配合機場、海港、通訊設備等基礎搭配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則可以加速物流發展。   跨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種類繁多，紡織業(印尼、越南、寮國和汶萊)和電子業(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是兩個特別重要的產業。投資國來自美國、歐洲、還有香港、南韓和台灣，此外，新加坡和泰國也在東南亞地區內進行跨國的投資，如泰國就在寮國紡織產業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在東南亞地區的電子業發展為技術先鋒的雁首，馬來西亞試圖透過多媒體超級走廊(吸引了微軟、網景、新加和昇陽)超越新加坡(德州儀器)。泰國則有福特和馬自達投資的小卡車工廠，以及通用汽車的亞洲汽車策略中心，既可以內銷也可外銷，泰國為全球第二大卡車市場。   外國投資東南亞各又不同特色。日本在東南亞國家都是主要投資者，在泰國，日本企業開發天然資源如木才；在新加坡，日本投資電子業。美國投資印尼，意在其石油產業；歐洲跨國企業，則著重電子、化學物品和食品製造；亞洲四小龍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大概有兩類，台灣和南韓把東南亞作為生產成本較低的出口平台；新加坡和香港則將目標放在國內市場，專攻食物或飲料等消費品生產。   魚與熊掌不能兼得，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帶來經濟發展的機會，同時帶來其它面向的威脅。跨國企業所帶來的是非技術性的工作、艱苦的工作環境和低於國際水平的薪資，這大大地影響了勞工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同時造成社會或環境的不健康。

 透過國家的力量來發展大規模且回收緩慢的工業可以在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幾個國家中看到。印尼從出口石油賺來的大筆外匯投入鋼鐵、武器、通訊、造船和航空等重工業，但經濟上並未因為有這些國營企業而有太大的成長，除了勞工成本較低之外，高端技術仍得從國外引進；馬來西亞也發展重工業，以普騰這個國營汽車較為成功，因為汽車產業的技術要求較低，這也提供了大量馬來人工作機會。新加坡政府則和三個外國企業，德州儀器、惠普和佳能合作營建晶圓工廠，並扶植航太科技。   除了跨國企業和國營企業之外，東南亞地區的私人企業很多掌握在華人手中。泰國最成功的有卜蜂公司，其它百大富有的企業家中，有90巴仙都是華人家族。另外，有一些印宣的蠟染布、菲律賓的貝殼製品或藤製等小小私人產業，在家庭後院就能生產的小東西都是由華人所掌握。各地的華商都試圖和主政者建立互惠的關係，例如林紹良就一直和蘇哈托家族有良好的關係。一但東南亞政府開始重視私人部門的活動和中小型企業時，對華人的歧視就有可能減緩。   工業持續發展，也帶動服務業發展。服務業可以分成消費者服務和生產者服務，對消費者服務的就如旅遊業，對生產者服務的就如顧問、會計或貨運…等。和作者一樣，我也認為服務業在東南亞有相當國際化的發展，包括管理、金融、廣告等。下面是兩個在泰國播送的商業廣告，Dutch Mill為泰國本土的品牌，但卻由韓國的Rain來代言；Pepsi是家喻互曉的國際品牌，營造日本的氛圍，讓泰國很紅的Mario Maurer代言，可以猜想其交互作用下，泰國人民對國際化的響往。   Dutch Mill：    Pepsi：   服務業的管理是相當複雜的，從大規模的銀行借貸和資金管理，到小型個人的攤販；從國營企業的航空公司，到當地居民往返村落和都市的交通工具。其中，金融營運在為東南亞服務業當中最具有啟發性，除了銀行服務外，包括保險、證券、年金等服務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經濟發展是建立在有穩定的政治和健全的金融部門。大體而言，東協國家由新加坡擔任東南亞出口策略的領導者，泰、馬、菲、印尼則跟在後面。延續歐洲殖民時代出口的目標，但重心由殖民母國轉移到亞洲內。菲律賓和美國、馬來西亞和英國、印尼和荷蘭的貿易連結都減弱甚至近乎沒有。東南亞地區的貿易連結，因為互補性和地域鄰近等動機，開始重新連結。如日本對東南亞直接援助、投資或貿易；緬甸、寮國則和中國大陸、泰國有貿易連結；越南則和新加坡；美、歐、日則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主要出口目的地。除了新加坡，其它亞洲三小龍也積極對越南投資。丁善理在胡志明市第七郡打造富美興正好可以作為我們理解台商在越南投資的力度。   貿易策略可以內向也可以外向，外向的政策追求自由貿易和出口擴張，內向的政策則為保護主義和進口替代。新加坡一直是以自由貿易為導向的國家，而其它國家除了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之外，也大致依外向策略為主導。印尼和菲律賓就在1980年代，由原本內向的政策逐漸導為外向。東南亞國協，原先因為政治而組成，也希望透過關稅的削減來成為為經濟服務的團體。這樣東協自由貿易的區域，在今年(民國九十九年)加入了中國大陸，而南韓、日本和印度、紐西蘭、澳洲也都將陸續加入或已經簽定意向書。工業化的普及和中產階級的興起都將成為東南亞地區未來的重要趨勢之一。   國家的發展不能拋棄資本家，而資本家的發展又勢必得剝削勞工，勞工作為國內選民的大數，又無法任資本家剝削，國家於是陷入兩難。不過，我想只要國家有效地將資源分配到教育和基礎建設之中，全民共同發展仍是可以實現的。

 「資本全球化，勞工在地化」大概可以被視為是自由貿易的全面勝利，它同時成為無產階級的墳墓。我們借重通訊和交通的革新，可以更即時、快速地操控我們跨越海洋另一端的資本投資或撤資。這些革新並未讓帶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反而造就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掙扎，以及「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的衝突。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提出了幾個彈性公民的故事，摘錄如下和大家分享，也讓大家動動腦一下：   全球化的過程是跨越政治藩籬的，「即不屬於這兒，也不屬於那兒」；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屬於跨國主義的移民還得假裝並學習雙重，甚至多重的社會關係，以便連結原生社會和移居社會。這樣的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是結合資本主義的，但又不同於傳統移民適應的模式，而且全球化的浪潮對此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這些社群一開始都是由一群親朋好友所集合而成的，社群裡的成員可能是到已開發國家擔任較低薪質的工作，也有可能因為生產型投資、消費水準或流行文化而到前往較發達的國家。漸漸地，這些移民往更富有的國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而是因為他們要更多錢。移民的增加使各富有國家推出法案以進行管理，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但這些過程儘影響那些受薪或中產階層，移民仍未間斷，反而加速了結構上對資本累積的渴望。   許多移民勞工很快地就意識到打工受薪是無法達到他們預期的經濟目標，於是這些人會運用社會關係網絡。不同於原本國家的勞工，這些移民勞工可以有較高密度和延展性地超過距離限制，並且因為不確定性高而更團結在一起。於是，這些人掌控較遠的勞力市場，也可以從很小的成本來產生足夠經商的第一桶金，甚至可以放款，這也使他們可以在原生母國和移居國價格和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成立跨國企業。  

 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如何建立和運作？除了由先到的移民者創立之外，這還依賴他們持續連結原生母國和移民國。下面將會有四個族群的故事：   多明尼加就有許多中小企業是由一群從美國回來的移民建立，當他們回到多明尼加之後，他們仍然和美國保持連繫。在美國的親朋好友會把錢匯回去多明尼加給公司合夥人。另外，透過多明尼加和美國之間定期往返的旅行，販售新服裝帶來生意，也使人們對移民有更多投資，同時間，在美國置產、開戶。他們從美國帶回新點子和新技能，如速食外送、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手機租售…等。   厄瓜多爾有個高地民族歐塔伐蘭(Otavalan, Otavalo)也有類似的故事。歐塔伐蘭人在西班牙殖民時，就擅長生產並販賣服裝，同時發展並學習新的技術。當他們旅行到歐州或北美一些主要城市時，他們也開拓他們的服裝市場，因為這些服裝對那些歐洲人而言是相當新奇的。這使歐塔伐蘭人從他們的文化傳承中找能商業化的價值和利基。   薩爾瓦多也是深受外籍社群的跨國社群影響的國家。薩爾瓦多人因為內戰而離開薩爾瓦多，結果反而促成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主要的旅遊和快遞公司從移民和那些在原生國的人開始，先是小規模的生產，而後開展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於薩爾瓦多的省級城市。薩爾瓦多的銀行也將業務開展到移民很多的美國城市如洛杉磯，結果Constancia(啤酒、飲料公司)和CASALCO這些薩爾瓦多組織都建立據點，甚至擁有房地產。薩爾瓦多人離開薩瓦多之後，仍然和家鄉有緊密的連結。   華人的移民組織也是一例。華人沒有英語和憑據的知識去從主流的機構獲得信用貸款，為了滿足新移民和新銀行這樣的需求，當地的企業家到台灣和香港募資。許多台灣人或香港企業家這麼做多不是基於華人移民的利益，只是為了躲避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和政治不確定性。這不儘帶了投資上的成功，也使這些華人後裔取得公民身份。   這些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現象不只是因為社群成員人數的成長，還包括活動上的質變才有可能。密集的網絡跨越空間的侷限，於是人數可以不斷成長，這些人具有雙語能力，可以輕易地游移於不同文化間，維持在不同國家的家庭，同時追求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利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無產階級就是如此被創造並放到歷史洪流裡，全球資本主義更提高了跨國勞工的條件和誘引。但我們必須知道，並非所有移民都被納入這跨國化的經濟活動中，也不是每個原生母國的人都受惠。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移民現象和過去往北美洲的歐洲移民者不太一樣，現在這些移民多是下定決心把跨國企業作為生存或動員的方法。過去工業發展，產業還能提供一些相對較好的工資，而且那時候地表上的移動是非常花時間，而且是長距離的；而今天的情況是，薪水來源不確定而且很少，於是這加強了移民去發展其它生存路徑。   現在的跨國移民擁有過去不曾有相同規模的飛機、電話、傳真機和電子郵件，再結合社會資本的動員，這其實佔盡了地理上不平等的經濟優勢。如果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可以長期並持續地進行，原本經濟菁英和當地統治階層合作的霸權消退，也就是，勞工不再待在原地，可以全球化的也不再只有主流菁英。   然而，透過跨國活動獲利的人不會太多，這些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同時排除其它後進者進入的可能性。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加劇。對於此現象長期的影響，作者和我都抱持著樂觀的看法，因為全球化的過程是廣泛的，而且可以持續滋養那些草根企業。   我相信全球化可以讓跨國社群更蓬勃，資源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但只要一點點那些有資源的人同時擁有一點點「人道主義」或「民族主義」，他們就會開始奉獻社會。巴菲特和比爾蓋茲正秉著人道主義，到處募款，同時也將自己的資產奉獻給社會；張君達，一個退休的台灣商人則秉著民族主義，投入心力、財力，並透過新華基金會在幫助大陸偏遠農村的小孩。眾生皆有佛性，啟發每個人的善心，運用個人的智慧，全體人類都能通往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我曾經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第一廣場看到一家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叫「Golden Star」，其實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在台灣有很多，但這一間特別擄獲我的眼球。我認為這間商店學習了台灣便利商店的明亮擺設、空調設備和自動門等，加上貨品來自東南亞和一些少見的進口品，對台灣顧客有新鮮的吸引力，我很喜歡到這家店去消費。我認為《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這篇文章提到的現象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在台灣，大多數的東南亞雜貨專賣店的主要顧客仍是來自東南亞的朋友，不過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改變，顧客群很容易就能擴展。   我認為值得討論的是，這些商店是否由那些曾經在台灣工作而今已經返回東南亞國家的早一批返國移民所建立？或者這個商店主人是更早之前，從中國遷移到東南亞的華人，而現在只是反過來回到中國以價格或資訊的不對稱來獲利？通訊和交通仍會繼續革新，網路上的虛擬社群已經發揮過去傳統社群做不到的效果，對於無法藉由科技革新而改善生活的人們，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