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icky

 交通運輸在國家和區域發中的重要與普遍性眾所皆知，經濟成長的潛力需要交通運輸，彼此互相產生正的影響。若農村沒有交通運輸，它將停留在僅能生持生計的階段，而且這也妨礙了政治和社會的成熟。交通的發展可以使資源被開發，及造成市場和產品的連結，這是經濟上的影響，但它還會帶來文化、社會和政治上的影響。《陸海空交通運輸與發展》這一章，簡介了近代東南亞交通發展狀況，然而日新月異，東南亞交通的發展已非昔日阿蒙，我也將分享一些個人的小發現，希望個人的小小分享，可以更貼近代東南亞的交通發展。   在馬來西亞和印尼，早期的鐵公路發展多是基於資源開發而建設。因為英國和荷蘭殖民，馬來西亞西蓋了鐵路作為可靠及便宜的搬運方法，同時公路也連結沿鐵路的農業和錫礦產地，這提供了政治和行政的便利性；印尼則集中發展基本公路系統，且多集中於爪哇島。菲律賓的破碎地形，使其利用海運作為主要運輸方式；泰國在昭拍耶河有水路作為中距離的航運，而鐵路發展是因為政治因素而建造，直到1930年代公路網絡密度才趕上水路的密度。印支半島三個國家的發展都比較慢。   馬來西亞政府改善農田和市場間的道路，增加農業生產，藉此提高農村的生產力和收入；印尼同樣投入注意力於農村道路的建立；泰國則使農村道路的分佈盡量地平均分配在各各地區，但許多道路仍有季節性，因為一下雨，就無法通行了。   改善交通對改銀農產品、行銷和生產，以及教育和醫療設施的使用都有正面的影響，但如何改善交通，或怎麼改善交通則是國家應該決定的難題。同時，道路的擴展會影響農村人口向城市移動，有能力的人移居到都市地區，技藝被帶到都市，結果只有同有的人從改善的交通中受益，農村內的貧富差距反而增大了。交通的發展和當地的農業潛力、農村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以及個人和貨物運輸服務的供應有用，同時還得投資農村電力、灌溉和農信貸，才有成功的可能。各國也發展高速公路，許多東南亞國家政府都讓私人企業來經營收費道路。   原來用來載貨的鐵路開始轉型為乘客為主，馬來西亞和泰國都是如此。而進入以節能減碳，以環保為最優先價值的時代，鐵路甚至高速鐵路的發展一定會成為主流的趨勢。從中國大陸的高速鐵路開始，美國、歐洲也陸續加碼高速鐵路的開展。中國大陸已經開通許多路線，美國才正要投入包括舊金山和洛杉磯及波士頓和華盛頓的路線，而歐洲近日則開通了英法之間的海底隧道和貫穿阿爾卑斯山的隧道。日前，中國大陸還有三個高速鐵路路線等著開展，第一條從北京到倫敦，屆時只要兩天的時間，就可以從北京旅遊到倫敦了；第二條則經由俄羅斯到德國；第三條從經過越南到泰國。我認為比起公路的建設，這些鐵路的大眾運輸更值得東南亞國家致力發展。

 都市的交通運輸系統在東南亞非常有意思，它包括逐漸消失的傳統運輸方式和民營交通運輸工具。東南亞各國政府都試圖想去管理這些多元的交通系統。下面我將分享一些過去在東南亞旅遊的照片，讓大家更容易了解這些交通工具，畢竟有圖有真相嘛！ 曼谷的昭拍耶河上的水運：    金三角的水運：  吉隆坡展示用的三輪車：     曼谷郊區的雙條：   芭達雅的雙條：      馬尼拉的吉普尼：     曼谷郊區連結易三倉大學(Assumption University)的彈性大眾運輸(Paratransit)：    我覺得這些逐漸消失的傳統運輸形式都相當有趣，而且常常是窮人的好朋友。 

 公共運輸是龐雜的事業，東南亞各國政府都主導了交通運輸的規劃。「傳統」的交通運輸如公車和火車是政府所認同的，而世界銀行則認為「非傳統」的交通運輸，即那些非正規或非公司性的低技術部門，或個人操控的三輸車及小巴士模式也得支持，因為儘管政府補貼虧損的公車路線，但低收入的民眾備無力負擔所需票價，往貧窮地區的路線仍靠這些「非傳統」的交通運輸連結。   東南亞的港口形態和營運在殖民時期就定型了，但其無助於現在的出口經濟。比較發展有成的包括泰國私人經營的南查邦港(Leam chabang)、新加坡港。南查邦港也作為天然資源輸出的港口，另外馬來西亞、印尼也有作為資源型出口的港口。菲律賓有許多島嶼，所以港口也很多，境內旅客使用頻繁，然而菲律賓卻是航海意外和死亡事故頻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在東南亞，許多國家的鐵路和公路仍在低度或零開發，但有了國內空中運輸，使偏遠地區能被整合到國家經濟之中。許多市中心到偏遠地區的路線，甚至由政府補貼使航線持續連結城鄉。此外，國際航空也快速發展，東南亞人民出國和因為觀光到東南亞的國外旅客都影響著這些空中運輸的改革，新加坡、曼谷、吉隆坡都擁有很具競爭力的國際機場。菲律賓儘管地理位置稍差，但藉其擁有英語能力的勞工，仍吸引了物流公司在菲律賓設據點。   東南亞的航空業發展，在政府逐漸退出之後，國營航空轉型為民營航空，也使航空業有相當多元的發展。新加坡航空在國家支持下，透過樟宜機場歡迎各國航空公司降落，開啟許多航線，每次飛機起降費用只要約莫五萬台幣(仁川機場也正在仿效樟宜機場，每次飛機起降費用約莫一萬五千台幣)。由於機場吞吐量變大，新加坡航空也因此多出許多旅客搭乘的機會。後來，新加坡航空和馬來西亞航空都國營變民營了。我希望航空業的發展的趨勢往廉價航空發展，正如亞洲航空(Air Asia)說的：「讓每個人都搭得起飛機。」(Everyone can fly.)

 我們常常聽到「包二奶」，但卻常常只是透過媒體來認識「包二奶」，譚少薇的《女性的想像與現實：中港跨境一夫多妻關係》，從女性的角度來討論「包二奶」，並且有香港女性和中國大陸女性兩組作為對照，下面和大家分享其研究和心得：   大陸和香港兩地往返的流動人員中，有78巴仙都是男性，這顯然和社會上男女分工和男女流動性規範有關，這可能是因為不同的性別有不同的家庭責任，所以權力上就有所差異。當我們用「包二奶」一詞時，其實是將女性物化，忽略了女性作為人的主體性。   「包二奶」指的是男性與合法妻子以外的女子在異地建立固定的關係，男生提供經濟上的供給，女生則提供性和伴侶關係、家務勞動等。儘管這樣的現象，在男性和女性的所在地大多不合法，但在兩地擁有妻子，卻是男性社會地位的象徵。以香港和大陸來說，這就是兩地的經濟差距造成「包二奶」的現象。然而，從香港女性和大陸女性來看包二奶卻有更多不一樣的觀點。   香港女性認為「包二奶」行為是一段長期而有固定對象的婚外情，而且二奶們會主動誘惑男性。這些香港女性認為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動常，容易被年輕漂亮的二奶吸引；同時，同儕的影響加上二奶主動引誘，「包二奶」的行為是勢必發生的。香港「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由來以久，所以男性的成就在家戶外，女性的成就在家戶之中。而家戶或家庭的維繫都圍繞著丈夫，所以一但與丈夫的感情基礎崩裂了，女性也只能選擇離開而已。   中國大陸女性看「包二奶」則較多元。有人說太太的功能是為了符合社會的期待，而二奶則是滿足男人自己的需要；也有人說二奶多是貧窮地方來的，因為被包養而富有了之後，就開始消費、休閒了，物質方面提高了，這是人向上流動的正常行為；不過也有人認為被包養是無法和父母親交待的，道德上是不被允許的。   實際上，被「包」人又怎麼看「包二奶」呢？我們總以為二奶是住男方買的房子，但也有許多是男女雙方合資租用或住公司宿舍及親戚家的。而且，我們總以為男方是比較有錢的一方，但也有二奶是幫男方還債，在物質上為男方付出的。不過，很多二奶並不知道男方另有家庭，而男方也多用老婆、女朋友或朋友稱呼，只有少數會用二奶自稱。通常這些二奶們的家人是不知道自己女兒二奶的身份。   媒體在妻子、二奶和丈夫三者之間的報導是給予不一樣的道德批判的。對於妻子，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問題根源(因為她結婚後不打扮，讓丈夫移情別戀)；對於二奶，則是被物化和妖魔化的對象；對丈夫，則特別寬容，反正只是「逢場作戲」而已。這樣的報導其實鞏了父權意識和制度，延續了對女性權利的壓抑。   由於流動人員有78巴仙都是男性，所以「包二奶」的情況也就較容易被發現。或許也有「包小子」的現象，只是這未被披露或以同樣檢視「包二奶」的道德標準來檢視；同時因為數量較少，所以一但有相關情事，我想應該會是被當成像「同性戀開吸毒轟趴」等零星、突發、探奇的新聞報導而已。或許當「包小子」的現象也如「包二奶」一樣普遍的時候，性別的平等也就能真正地被落實了！

 底層人民缺乏階級意識，使這些底層人民無法再現(represent)自己，這些人只能被再現(represented)。資本主義的流動性在帝國資本的階級特徵下，使在地族群被相同系統剝削而不自覺。物質上的剝削容易體會，但卻不會和階級認同的政治連結。從生產和消費來看，「使用價值」不再，所有東西都只有「交換價值」了！《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的作者認為，就算不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即使底層人民在跨國情境下，擁有資本、旅遊經驗或多媒體，都無助於發展政治意識，這樣的意識是可以跳脫族群認同、文化和國族意識型態的。而在亞洲，這樣的文化衝突，特別展現在有特權的性別、家庭、族群和國籍。   華人是馬來西亞最大一群的少數族群，曾幾何時，中華文化或中國字是被禁止的，但或許台灣人成了馬來西亞的主要投資者，中國字又開始在社會上浮現，典型的「亞洲」家庭倫理、性別階級、以及共同體的資本主義(communitarian caitalism)的國家觀點，開始在社會發酵、傳播。亞洲新富也常常被認為是個人情感和公開政治的交織而被認識。家庭羅曼史(Family Romance)指的是小孩子們認為他們真正的父母不是父母，而幻想他們的父母是較高社會階級的父母，即作者認為人們對家庭倫理的想像是在社會政治建構下的產物。   海外華人在亞洲，是除了日本以外，另一股新富勢力，有許多人認為這和共同體的資本主義有關。海外華人的關係多建立在四海之內皆兄弟和中國意識。這些兄弟似的擬親屬關係是超越區域或政治差別的，語言不是障礙。華人那種基於男性情誼和網絡的社群，是亞洲經濟上最重要的團體，這將使國家政府的意識型態不再有用。   郭鶴年(Robert Kuok)是受英國式教育的菁英，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合作並學習米貿易，而他的胞兄弟郭鶴齡(Willie Kuok)則反帝國主義的共產黨。後來郭鶴齡死於英國人手上，郭鶴年則成了亞洲糖王，還有自己的航運、銀行、房地產事業。這樣的報導在華人社群間和富比士發送，許多第一代的大享如印尼的林紹良、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和香港的李開誠，都有相當的形象：信用、忠誠、謙遜、溫和、長袖善舞及孝敬父母。   有證據顯示，在東南亞的中產層級開始認為華人的商人家庭比起蘇丹式或國王式的家庭更適合、更現代的模式。媒體突顯幾個由窮變富的華人企業家，更使東南亞華人在新的政治容忍下願意「出櫃」說自己是「華人」，泰國的華人也開始強調他們和中國情和中華文化。自由貿易和精化後的華人價值於是成為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就是所謂的「筷子網絡」。  

 香港人在中國大陸包二奶，台灣人也在越南包二奶，但台灣人在越南包二奶卻不只是滿足男性慾望，龔宜君老師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中認為，台灣人在越南包二奶還有經濟、國族政治和家庭政治等問題。   回顧東南亞華人移民的歷史，華人在東南亞的婚姻關係是相當功利的。由於華人初到移居地，不闇當地語言，所以需要當地女子當作做生意的幫手，於是這些女子就成為老婆、妻子，這是透過親密關係而連結的親屬策略；儘管近代對海外華人的資本積累都以當地華人的族群關係當作其社會資本。台商在越南一開始也是當地華人作為合資對象，但在幾次受騙之後，也回到過去娶當地女子來作為人頭的方式以開展生意。   由於國族國家體制–越南的外資政策，和台灣的性別體制–親屬與家庭制度，使越南台商取越南女子當作人頭開立公司。   越南的外資政策是嚴格的，倘若不是大企業肯定要花大筆時間、金錢來建立公司。所以小本經營的台商通常和當地人建立關系，利用該人頭來設立公司以經營。一開始找早期華人移民，因為通常這些台商不會說英語或越語，但被騙之後，台商就找其它策略了。找越南女子結婚或情婦當人頭則是另一個選擇，而有婚姻契約的風險又比情婦低，至少離婚時財產是一人一半。華人企業以家族企業為核心，所以若有擬親屬(四海之內的華人兄弟)或親屬(契約妻子)關係的角色，他們是可以作為開設公司的人頭的。就工具性而言，擬親屬關係肯定是比親屬關係更堅定的。   台灣商人包二奶和一般傳統上我們對二奶的認識不太一樣。就傳統對二奶的認識，二奶是性伴侶，而且是在父權體制下的產物。但台商的越南二奶許多是透過日常工作上認識的女性，不只是生活助理，還是工作夥伴。二奶的家人甚至知道她和先生的非正式婚姻關係，那個二奶的家人也在先生的公司裡工作。鑑於身份和語言的關係，甚至有「女主外，男主內」的性別分工。   從資本的角度來看，男女的階層甚至被換轉了過來，因為錢、公司都在越南二奶手上，台商是相當怕這個二奶的，只能用「生小孩」來綁住這個二奶，不然哪天二奶跑了，至少還有財產是小孩的，比較安慰。父權體制之所以運行是因為其有物質基礎，但在越南，資源、物質都在二奶手上，女性不再從屬而能支配了！這都歸因於她擁有「越南身份」。   這些台商與越南二奶生下的小孩有機會造成如峇峇或土生華人的文化再現嗎？從《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的脈絡來看，這些越南華人(台灣人)混血兒在母親的越南身份優於父親的台灣身份來看，向上同化成越南人的機會是比較高的；就我參加海外學習服務團的經驗來看，台灣人普遍傾向和越南人區隔，所以我認為這些混血兒會帶著中華文化向上同化。   我在民國九十七年參加海外學習服務團越南分團，我們被指派到胡志明台灣學校辦營隊，我們被交付的任務是讓這些台商之子回台灣升學，同時使這些小朋友(從國小、國中到高中都有)願意學習越南語並融入當地社會。通常這些台商子女住的地方不會有越南人，只有少數富有的越南人會在富美興買房子。資本的力量或許很大，但台商和其子女都是生活需求已經滿足的一群人，所以對文化的敏感度應該會更甚於生活需求不滿足的人，所以我認為這些人是有機會產生中華文化的再現的。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是西方媒體對這樣的家庭模式推波助瀾其對東方的想像、商業工具主義。許多從貧民成為有錢人的故事被報導，這是有史以來有這麼多的新富階級產生。林紹良透過主公(cukong)制度和蘇哈托家庭有連結，從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林紹良就一直當作給蘇哈托運送軍火的投機者，蘇哈托的家人也多因此有大大小小的酬庸。當地土著社群常常質疑林紹良和蘇哈托有不尋常的關係。   儘管如此，林紹良或其它華人大亨仍透過慈善事業贏得了名聲。這些華人大亨還有另一個形象就是多元文化的領導者，例如郭鶴年能很輕易地和卡斯楚、李鵬、馬哈迪、蘇哈托等，他幾乎在全世界都置產了！   在新加坡，許多貧民到新富的打拚故事被人認為是都是基於儒家的美德，包括自我牲犧、誠信、尊敬…等。「男主外、女主內，」的公私領域劃分，於是女性必須持家，女性仍必須保有「傳統的美德」。   在中國大陸沿海的經濟特區，有許多來自內地省份的女子到這裡打工，工作的地點就是那些海外華人在此建立的工廠，這些來自貧窮內地省份的女子都認為海外華人和自己的文化不一樣，他們也不會懂得欣賞自己的文化，甚至有種海外華人都是無法控制的自我性慾的性愛剝削者。這些海外華人之所以吸引著年輕女孩仍是因為他們的財富和流動性。在深圳，許多受薪階級的婦女看來香港的連續劇，並互相討論如何擄獲香港男人的心。流動性、財富和對都會生活的想像，是這些年輕女子的家庭羅曼史，而不是真愛或固定的階級。這些女孩，還會到歡唱廣場或酒吧來尋找可能的機會，因為這將可能可以嫁到美國或離開中國大陸。   家庭的想像仍是被呈現且常態化的，這發生於流動與緊固；內與外；經濟實力與政治實力；剝削與羅曼史；支配和從屬的緊張關係之中。   我認為《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這篇文章前面還滿引人入勝的，感覺是馬克思和後現代單挑。但我看不太懂後面幾個不一樣的羅曼史和這個單挑有什麼關係，原本我以為這個作者是法國人，因為這個英文我看不懂！搜尋一下是翁愛華(Aihwa Ong)，是馬來西亞長大的人，無怪乎我看不懂(我並沒有看不起馬來西亞人的英文能力的意思，請容我任意歸疚，我的心情會比較好一些)。我想我不會為我看不懂這篇文章而感到自卑，不過這篇文章浪費了我許多時間，希望還是能透過老師的講解多多了解這篇文章。   我想由主流媒體形塑社會的集體想像的影響，在現在或未來將大大地減低。特別在進入Web2.0的時代(甚至有人喊出Web3.0了！)，在低成本和共同創作的概念下，每個人都能很輕易地作為一個小媒體、作為公民記者，輿論不再由上而下，社會的集體想像也不再由大媒體壟斷。當然，在許多地方，如中國大陸或北韓，人民的思想或想像仍由國家主導，自然無法產生百家爭鳴的多元思想。

 北美洲的華人移民生活環境並沒有像南洋地區的華人那樣有少數中間人的優勢，也沒有早一批的移民產生混血兒等。在北美洲的華人社群和中國心理上的支持，就在改革派(康有為、梁啟超)和革命派(孫中山)抉擇，一樣是期望一個強大、進步的中國。   北美洲的華人社群還發動泛華人的反抗運動。舊金山的華商說服了北京大使，從上海商會開始，發起抵制美貨的活動，新加坡、檳城也陸續跟上。儘管這樣的抵制無法擺脫華人在美國受排擠的勢力，這還是喚起了美國華人中國情感。抵制活動從中國本土到海外，雖然都在現代城市，但若沒有方言或區域組織，抵制仍無法如此串連。   海外華人移民一直和中國本土議題有關，主要是因為政府當局認為海外華人都是其人力資本，而且還設立組織來動員或控制外華人。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海外華人社群對中國的情結開始質變。中日戰爭期間，重慶有國民政府，延安有共產黨，同時還有南京的汪精衛的傀儡政權。東南亞地區的當權者和當地的華人混血都和國民黨遠離。國民黨在馬來亞和海峽殖民地的分支都被當地政府給禁止。   泰國一直接受了大量的華人移民在1893到1917年之間，到了1917年，泰國當地出生的華人超過了中國出生的華人移民二到三倍。在現代國家建立之前，暹邏政權給予華人政治的地位；然而中國本土的政權如國民政府、中共政權等影響下，泰皇拉瑪六世也意識到華人是不同於本土泰國人的。泰國的華人移民開始受限、友國民黨華人被逮補或遣返，泰國華人必需去泰語學校就學。   東南亞還有一此如陳嘉庚(Tan Kah Kee)這樣愛國人士在推動。他愛的是中國，不論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都應該感謝有這一類的人物存在。他在廈門建立了大學，而且教授儒家思想的社會行為準則，要治國必先齊家。由於陳嘉庚的無黨無派，使他還成為英國的華人社群領袖。而後陳嘉庚仍進入了國民黨和共產黨或蔣中正和毛澤東的政治角力。不論如何，陳嘉庚仍是開創中國現代教育的先驅。   我的緬甸華人朋友曾用「台灣心，中國情」來形容自己的認同，讓我改寫他的說法，我認為東南亞或南洋華人大多有「南洋心，中國情」的情懷。有時候受迫於當地政權或外在環境，我們退而求其次而可以捨棄「中國」，但只要生活過得去了，甚至進到菁英階級，華人又何嘗不想重拾中華文化或期待一個強大的中國呢？北京奧運的舉辦，讓世界看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能力，全球華人也就紛紛靠攏就位。 噗友們對此的討論相當熱烈：  

 大量移民潮自中國移出時，也開展了海外華人和中國的新關係，海外華人社群和僑鄉開始有更密切的互動。由於後進的華人移民數量之大，華人在移居地的比例大幅提高，華人們開始關心「中國」的命運，包括中國人民、中華文化以及中國這國家。在二十世紀就已然出現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仍然複雜且模糊。《Revolution and "National Salvation"》正在討論這時候，海外華人和中國的連結。   中國這國家和社會在一八六○年代開始有快速的改變，包括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一連串割地賠款的羞辱性條約，知識份子獻策，試圖突破這樣的瓶頸。清廷開始先取消海禁政策，然後藉由在海外的中國官員放發護照，讓這些不論在海外打拚多久的華人都可以回到中國。這使華人移民萌現了「華人移民和其後代都不論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都同屬同一個社群，並且以中國為根。」   中國國內有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會，其鼓吹以君主立憲來救中國；也有如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就創建的興中會，其欲「驅除韃虜，創建共和」。梁啟超認為只要中國夠強大，能夠保護海外華人，華人才會支持中國，所以其認為中國應該跟著西方帝國主義的腳步。然而，國族主義要在海外華人心中產生是相當不容易的，在華人移居地有反華人的怨恨，也有作為少數中間人的華人試圖融入當地社會。事實上，南洋華人並不是自己產生國族主義的，而是「被教出來的」國族主義。這奠基於傳統教育，例如學習欣賞自身傳統文化和對照外國對中國的羞辱，和旅外經驗。   當這樣的「國族」意識即將升起來時，有人認為這是與自己切身相關；有人認為，特別是那些已經大程度涵化，並作為領袖的人，則認為華人應該就地參與當地(移居地)事務。   「國族」(nation)一詞指的是那些文化上、語言上、歷史上有共同部分的一群人，這和統治者或政府無關，正如猶太人即使沒有一個其統治的領域土地，我們仍將其歸為一個國族。但後來國族有時候和「國家」混用，「國家」指的由一群有共同國族認同(包括文化上、歷史上、或族群上)的人組成的獨立的政治實體。   海外華人(即便那些已經不會講華語且高度同化的混血兒)仍以其不同於土著的文化而自豪，這些華人移民只是象徵式地認為和清朝有連結，文化上和中國的連結其實更深於政治上的連結。在海外華人社群中，「國族」之所以能夠和移居地土著區隔是因為有明顯種族上的差異，而牽涉「國族主義」時，就會和中國這塊土地連結。這透過打造華人形象以加強華人地位和安全，並保護其經濟地位，這是不論區域或方言地聯合起來。 噗友們對此的討論相當熱烈：  

 大量的移民加入已經涵化的混血兒，如土生華人，之後海外華人的結構大大地改變。儘管不再說華語，土生華人也開始以中華文化自豪，甚至試圖從這些後來的華人移民間找到共同點來同化。從荷蘭殖民時期開始，土生華人一直享有經濟上幾近壟斷的地位，在日本人的推動之下，土生華人成為外來者的傾向更外明顯，重以現代化的國家作為中國的新視野，華人或中國人認同又開始牽動著土生華人。畢竟，殖民體系不會長久存在，而且在被羞辱的過程中，中華文化的內涵，還可以作為自豪、救贖的必需品。土生華人不滿足於作為一個商人，有一點點中華文化的內涵，可以將他們從地獄的邊獄給拯救出來。   然而，這個時候英國和荷殖民地，歐式教育也是另一個同化的選項。有一群很早就到新加坡的華人，或來自麻六甲的峇峇，早就接受歐式教育並以接受以英語為媒介的教育。峇峇和新來的移民菁英合流，主要接受英式教育；而另一批新客(Totoks)，那些清廷賣官授爵的人為另一流。荷蘭殖民的地方也有類似的情形，學習殖民者的語者會有較大發聲的機會。   林文慶(Lim Boon Keng)是一個在新加坡推動社會及教育改革的醫師，他有豐富的中英文化資產和世界性的觀點讓他將儒家思想和英國自由的概念和現代化融合在一起，而成就一番相當特殊的合成。這樣的怪咖，我認為他就是跨界或者說雜交(hybrid)的最佳典範。   華人是團結的嗎？華人是大帽子，下面仍有一些小團體，會因為方言、區域、血緣而結合在一起，所以族群間的競爭、械爭是不會罕見的。黃乃裳(Huang Naishang)，是林文慶的丈人，在許多地方開拓華人移居地，號召海外華人團結。同時，在傳教過程中，他學了英語，讀了美國歷史，也受美國先賢啟發。很快他通過考試而取得省級識識份子的頭銜，而成為康有為的追隨者。「國族主義」不只在南洋，也跨越太平洋到了美國的華人移民社群。 噗友們對此的討論相當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