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icky

 當一個地區被殖民過的話，在殖民者離開之後，當地人對於「現代」的想像通常是來自殖民者的。(我想這也無可厚非，畢竟殖民者都是具有某些方面的優勢，才有機會去殖民他人。)而當地知識精英為了從過去被「羞辱」的脈絡下，找到「尊嚴」，訴諸「國族主義」的情感也就顯得理所當然了！李美賢老師的文章《「遲到的現代性」的追逐：台越跟國婚姻中的「羞辱」與「尊嚴」》從台灣和越南兩個地方來說明這樣的情況。   越南經歷過法國殖民，而當鄰近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在經濟發展時，越南也沒有趕上，所以對於「現代」的渴望顯得更為明顯；台灣經歷過日本殖民和美援時期，也有對「現代」追求的嚮往。然而，在我看來，越南有多一點點的羞辱；台灣則多一點點的尊嚴。畢竟，台灣的經濟表現是有目共睹。至今，越南仍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是「國恥」，但仍以越南人為豪；台灣人以台灣人為豪，卻沒有自信去接受來自越南或其它東南亞的外籍配偶。羞辱中帶著點尊嚴；尊嚴中又帶著點羞辱。   我想，隨著時代發展，我們將有機會從「現代」過渡到「後現代」。過去，我們對「現代」的追逐，是往日本、往美國去；接著，我們開始「愛台灣」，也有一些海歸派回來效忠台灣；之後，我認為我們會往東南亞、非洲或其它地區留學。今年，李敖的兒子李戡不就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台灣大學到匪區中國大陸就讀北京大學。如果仍是在「羞辱」或「尊嚴」的國族主義打轉，那我們永遠只是追求「現代」的落後者。或許我們可以自以為是知識份子或知識精英，負起社會責任，除了到匪區中國大陸外散播「台灣人」的「文明」價值外，也往東南亞地區、非洲，貢獻自己所學，讓當地人民有和世界上其它角落的人民有平起平坐，共同競爭的機會。同時，你也學習該地區的文明價值，在有尊嚴的互動下，仇恨和對立就會減少。人生而平等，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而有所差別，有首歌這麼唱著：「不論紅、黃、黑、白種，都是耶穌心寶貝！」佛教也說：「眾生皆有佛性。」每個人或眾生都是平等的，每個人所屬的文明自然也是各具特色也值得我們去學習。

 看了蔡友月的《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的報告，我有以下心得。這二、三十年來，蘭嶼達悟人的精神疾病比例增高，而且是台灣人的五倍以上，蔡友月認為這和其歷史社會根源、社會文化處境和生活經驗有關。公共衛生說「健康」也是基於生理、心理和社會三個方面，我想這就是因為蘭嶼人在生理或社會上無法滿足(就像馬斯洛說得生存需求)，而必須離開蘭嶼到外地工作，於是產生了心理上的不健康。   工作機會不多，大概是蘭嶼人向外移民的主要驅力，就像好幾世紀之前，中國東南沿海省份向外移民的動機一樣。唯一不同的是，蘭嶼人不會有大規模的移民，因為蘭嶼人口少(蘭嶼鄉現有總人口三、○九四人，其中男生為一、七二九人，女生為一、三六五人)，就算整個村子都遷出來，還不如整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學生數。或許是遷移到台灣的蘭嶼人不多，這些蘭嶼人不像其它移民族群，能夠建立網絡互相幫忙。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是用來說明台灣貧富差距的現象，我想我們也可以用「一個蘭嶼，兩個世界」來說明蘭嶼的房屋情況。民國五十五年，實施「山地現代化」將國宅改建；民國六十三年，拆除傳統屋舍556戶；民國八十三年，每戶補助45萬，全島再度改建家屋，有些家屋仍未完工。現在，你在蘭嶼可以看到傳統家屋、鐵皮屋、未完工的家屋和華麗的住宅。全世界乃至台灣都有這樣貧富差距的問題，不過當範圍一縮小，你很容易察覺到貧富差距的話，相對剝奪感就更明顯了。   因為相對剝奪感，所以原住民可能要藉酒澆愁？或許喝酒可以讓人忘卻煩惱，不過就我這個佛教徒而言，喝酒是會讓人上癮的，而且只是暫時忘卻煩惱，等酒醒之後，問題仍在那邊，這樣只是逃避問題，無法解決問題，有時候可能因此讓問題惡化。佛教徒講「五戒」，其中之一就是「不飲酒」，因為喝酒會麻痺我們的腦袋，內心無法作主就容易犯錯，就容易犯下平常不會作的事。我不願意說「原住民都愛酗酒」，我是以一個對大眾(包括原住民和非原民)喊話的態度，希望大家不要喝酒。   針對蘭嶼人的精神疾病，當地有三股力量在角力，他們分別是達悟傳統文化、基督宗教和現代精神醫學。社會的不健康造成心理的不健康的情況下，蘭嶼人通常選擇部落巫醫或基督教，而政府也以醫療計畫如派精神科醫師探訪等計畫強行介入。容我再提出另一股力量，那就是佛教禪宗的力量，看看能否給予積極的幫助。佛教有三個假設「因緣果報」、「眾生皆有佛性」和「緣起性空」，蘭嶼人之所以生為蘭嶼人甚至有心理上的不健康，這是前輩子的因，這輩子勢必得遭受的果，但只要此生努力，就有辦法再造善的因；況且眾生皆有佛性，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能夠啟發佛性而成佛；現在蘭嶼人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都是外緣，如果我們的心能夠作主，這些外緣都不會影響我們的內心，是謂「緣起性空」。反求諸己，往自己的內心深處追求，這可以透過禪修，也就是靜坐。「瑜珈」，某個程度而言也是一種訓練自己的心性。心理的問題，就得靠堅強心理來解決。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

 我想《Les Fils du vent》(中譯：企業戰士；港譯：因咩差事跳多跳)這一系列的法國電影都是為了推廣「跑酷」而製作的，在第二集當中這個跑酷團隊來到泰國，不小心介入了三合會(華人的秘密會社)和山口組(日本人的秘密會社)之間的糾紛，下面分享觀影心得：   除了三合會和山口組之外，還有一個華裔幫派「鬣狼幫」，在我看來鬣狼幫雖然說是華裔，但我想是屬於較晚移民泰國的新客，而三合會則是早一批的華人移民。從他們穿著的服裝來看，鬣狼幫於泰國社會的融入應該也是高於三合會，此外鬣狼幫的幫主和其妹妹應該都是混血兒，華人和西方人(不知道是哪一國的，姑且將之視為法國人好了！)的混血兒。在泰國，人民於西方人通婚是不罕見的，而且生下來的混血兒相當漂亮，許多在線上的明星都是混血兒。   三合會和山口組的糾紛來自山口組的老大要娶三合會的老大的女兒，三合會的老大認為山口組的老大會背叛他；反之亦然，山口組老大身邊的人(當然是日本人)也灌輸他中國人不可靠的訊息。我想這樣的猜忌是長久以來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導致。只是這些人到了泰國之後，這樣的歷史情懷仍在他們心中盤據，久久不能離去。   三合會和山口組交相利用鬣狼幫去達到其目的。三合會要鬣狼幫殺了山口組的老大，如此鬣狼幫的幫主將被認同為三合會的一份子，一半是西方人一半是華人的混血兒，就可以被三合會接納了；山口組也利用鬣狼幫去打擊三合會，希望能夠贏得美人歸。   一群來自法國的跑酷團體破壞這恐怖平衡，這群法國人裡，有四個黑人、一個白人、一個黃人，黃人是泰國人懂一些佛法。最後就是靠著這些跑酷的人，讓鬣狼幫幫主和其妹妹全身而退。   我其實很不喜歡看非華語、英語或泰語的電影，因為我聽不懂法語，我對這電影也沒有什麼興趣。不過這是在泰國拍攝的，所以有那麼一點點吸引我。我認為法國人不像美國人那樣，總是在電影內把美國人塑造成英雄的形象，相反的，是和泰國的華人、泰人、日本人競合。   下面和大家分享《Les Fils du vent》的主題曲： 

 中文是很有意思的文字，特別是遇到「性」這個字的時候。我現在在讀《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時，斷句在不同的地方，就會有不同的結果。這文章到底是在講「現代」性想像？還是「現代性」想像？當然你閱讀英文標題Imagined Modernities就知道這文章是說「現代性」，我這不是要說什麼英文比中文好，我想表達的是中文的彈性和高度的可再塑性。(我又不可避免的使用了「性」這個字。)這不是重點，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的閱讀心得：   這文章說了三個大陸人和台灣人結婚的故事，恰恰三個大陸人都是女生，三個台灣人都是男生。這三個大陸人是小粱、梅君和小劉。(《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的作者趙彥寧認為大陸配偶是外籍配偶，但我認為應當遵守並尊重憲法，大陸人是大陸配偶。)她們的故事很有意思。   小粱和台灣人結婚之後，婆婆希望小粱生個兒子同時要求小梁從事勞動工作，結果流產了。小粱流產之後，公公在小粱和她的老公面前說要給她老公介紹越南人當老婆。   梅君有一個女兒，但是她卻主動受暴只為取得公民身分，她也有一個女兒，但她的女兒不如她美麗。梅君常常數落她的女兒，甚至對女兒的教育發展不感興趣。主動受暴為了取得公民身分，有沒有女兒的監護權也不是她關心的。   小劉和台灣人結婚之後，與時俱進，非常認真地學習電腦相關事務。她認為人類社會一直進步，她的老公卻在退步。哪天小劉取得中華民國護照後，小劉將可以往來各國，有更好的發展，而不必侷限在台灣人的小家庭之間。   我想「現代性」像「後現代」一樣，都不是很容易講清楚、說明白的東西，唐文明在《何謂現代性？》裡說「現代性謀求與過去的決裂，並將這種決裂作爲自己的起點。現代性企圖表達出『不要成爲過去的奴隸』這樣的意涵，即不要有因襲的負擔不要使過去成爲現在的『承負』，而是要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小粱的婆婆和公公希望小粱生個孫子，就是受「傳宗接代」的包袱；我們覺得梅君不像個媽媽，居然可以不顧女兒的教養，也是受「母愛的天職」的包袱；小劉則是勇敢擁抱「現代性」，學習新科技。   我不想說「現代性」是一個相當值得我們追求的事物，不過我們常常受限於舊有的包袱而使得生活變得很無趣。比方說「國家主權」或「民主價值」，這個看來是屬於相當「現代性」的事物，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包袱。這會不會就是所謂的「後現代」，我常常自稱是個很「後現代」的人，或許也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國界的劃分是很沒有必要的舉措，但有時是為了「管理」上的方便，不得不這麼做。這時候「管理」又變成包袱了！那不要「管理」這包袱，讓人們恣意妄為、自由自在不是比較好嗎？可是有人擔心別人會侵害另一個人的權利，所以還是要「管理」。但為什麼會擔心別人侵害另一個人的權利呢？因為相信「人性本惡」嘛！只要相信「人性本善」就不會有這樣的疑慮了！   「慈悲沒有敵人，智慧沒有煩惱」與大家共勉之！

 《偶然生為亞裔人：一位ABC的成長心路》是一本滿有意思的書，光書名就有兩個吸引人的賣點，「亞裔人」和「ABC」。作者是劉柏川(Eric Liu)，曾受邀到白宮擔任柯林頓總統的演講撰稿人，在美國是屬於相當主流的一方，不過他是黃皮膚的人。下面和大家分享讀書心得：   劉柏川說他覺得沒有好好學習華語覺得可惜，不過卻不感到後悔。我想我能體會他的感覺，或許這是我帶著一點點中華兒女的文化繼承者的驕傲去如此詮釋。根據美國國防部報告，阿拉伯語、華語和俄語是世界上最難習得的三種語言，劉柏川生在華人家庭本來有機會好好學習華語的，但是他錯失了最容易學習語言的階段，而後對於華語的學習也是斷斷續續的，以致於到頭來只能說簡單的華語和認得近乎於零的漢字。但他也不感到後悔，和他的爸爸一樣，他可以說很好的英語、滿滿俚語的英語、上得了演講台的英語。   龔宜君老師認為族群彼此的距離，看其族群間「通婚」的情況就可以了解；劉柏川也在最後一章討論了「族群通婚」和「領養小孩」。如果說「結婚」是屬於「傳統」或「現代」的，對於我這個「後現代」的人而言，這是我很難去想像的，我不想結婚，我覺得我會因為結婚而被綁在一個地方，我想自由自在；不過我卻想要教養小孩，而且我想教養黑人、白人或任何明顯看出來這不是我生的小孩，而且憑著中華文化的驕傲，我會要求他講一口流利的華語，飽讀四書五經。如何讓他潛移默化也不覺得是我強迫他學習華語，我可能得參考劉柏川的爸爸的教育方式；我想我的家庭大概也是如此(我指得是放任自由的管教)，老爸和他的朋友說「閩南語」(他會說那是台語)，但和我交談是則會遷就我，跟我說「華語」，但老爸和我的朋友說話時，則會先用「閩南語」試探，再決定使用「閩南語」或「華語」。或許為了教養一個把華語講得很好，但外表卻是外國面孔的小孩，我會願意去結婚。   我認為小時候生長的環境對一個人的塑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好比一條繩子在一個木椿上綁住一隻小象，小象長成大象了，繩子和木椿都是同一個，儘管大象已經有能力去把木椿拔起來，但因為小時候的習慣，也不會去破壞那個木椿和繩子。習慣，或者我們說習性，的改變是很不容易的。劉柏川對比其它亞裔人，因為小時候在學校就自認是屬於主流、白人那一邊，行為、舉行也就符合美國社會的期待，甚至刻意或無意地和華人或亞洲保持距離；而其它我們認知的亞裔人，可能是日本人一群、韓國人一群、印度人一群，這些亞裔人小時候就符合美國社會的預期，也一直在這樣的軌跡下長大。這多多少少說明了家庭的教養和個人的選擇對一個人人生的影響。   在語言學習時，如果我們擁有同窗情誼(club member)，即我們自己認為自己是怎麼樣的人我們的說話的方式就會像他(we "talk like the people we perceive ourselves to be.")。(Stephen D Krashen)劉柏川和美國主流的人混在一起，也認為自己就是美國主流的人，說起話來就是一個美國主流的人。當然，偶爾還是有些「傳統」的美國人認為這個亞裔人憑什麼對美國人說三道四。我們應該創造一個讓台灣新移民的小孩也認知他們就是台灣未來的主人翁的環境，這些「新台灣之子」就是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這個「民族國家」就可以無痛轉移成「移民國家」了！ 我想我自己也是擁有這樣的同窗情誼於泰國，所以我覺得我說起話來像泰國人，而我自以為說得一口道地的泰語，也是讓我持續學習泰語的動機。如果鄙視一個你正在學習的語言，例如覺得學習越南語或印尼語那種蠻夷語後沒有用，那自然也學不好這些語言，英語、日語也是如此。相信自己可以學習好語言，那就會好好學習該語言，並專精於其中。和大家分享我在泰國的同窗情誼，它正是支撐我持續學好泰語的重要因素。我在那邊的中國城打工、像泰國大學生上夜店、參加宴會、扮女裝，不可否認會有觀光客的凝視，但我跟著這些同窗一起凝視，我的罪惡感會比較低。哈哈哈…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   在現在經濟秩序下，擁有「適合」(fit)整合入全球市場的勞工、資本、文化產品就會被納入，而那些「不適合」的則會被排，即使只是最基本的人權，例如工作權或食物安全。移民的動機是複雜且多層次的，不過可以知道的是，目前不斷在增加的經濟移民和難民多是女性。不論多麼困難，移民、勞工或政府在移入國會再一次家庭團聚、落腳、甚至形成新的族群。移入國也因為重塑國家經濟、將城市轉型，並重新檢視其社會和文化價值。當然移民在經濟弱勢或歧視下，也可能感到被排除。   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曾經為八個國家之間創造一個開放的市場努力，這樣的努力可以說是試圖解決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矛盾，或許這對較發達工業國家是容易實現。然而，在許多作為移出國的地方，國家進行了教育投資，教育出許多技術人員，移民出去了，就是我們說的人力外流(brain drain)，我想中國大陸和印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同時，移入國大開國門歡迎技術移民。倘若政府開始管制移民，人力仲介、人力販賣的市變萌芽，這當然有合法和非法的。如果政府只歡迎資本、商品、創新的流動，卻對人員的流動加以限制，這樣的政府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許多亞洲或非洲的人們大概註定貧窮了，這些人的收入很少，這導因於方方面的匱乏，包括教育機會、衛生條件甚至人均壽命。結果是，某些國家整個被排除在全球秩序之外。此外女性、族群或種族少數、原住民或青少年都會因此經歷歧視或感覺弱勢。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 所謂「現代」是立基於啟蒙運動之後，一個往良善社會發展的論述；「後現代」則是有政治、文化和認同等方方面面的組成。如果我們要形容全球化的話，它大概是結合「現代」的經濟，而「後現代」的政治碎片。以歐盟為例，對於那些屬於歐盟的國家的移民，彼此在歐盟會員國內移動大約有五百萬人，歐盟對這些移民照顧倍致，但是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外來移民約有一千萬人，歐盟對這些人卻少有著墨。   民主社會的公民身份只在少數國家實現，而且通常也是有些限制的，但這可以作為啟發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目標。我們需要一個世界公民的模式，這是能夠打破歸屬和領土的藩蘺認同：人們需要擁有作為人的人權，而不需要國家。這建立在多文化，並意識到族群多樣性和多重認同。同時，多元文化論還能保障當地多樣性不被全球文化產業給壓平。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組織必須被強化，如此才能制止過度的市場化，並處理社會排除、貧窮和環境惡化。   通常我們認知的全球化的過程是由上而下的，但我們期待有一個由下而上的全球化過程，如此就可以創造一個更平等的社會。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有一些啟發的故事，我們期待有越來越多這樣例子，而成為普遍的現象。   討論全球化而不討論移民是利益既得者的作為，討論移民而不討論全球化則是畫地自限，有偏頗之嫌。我認為將全球化和移民一起討論是很重要的。此外，我認為在打工渡假(working holiday)裡，老人也是屬於被排除的族群。大多數的打工渡假都有年齡的限制，而老人由於不適合被整合入全球經濟市場內，所以就被排除在打工渡假之外。然而，有錢的老人可以在退休後移民到其它國家，沒有錢的老人卻無法移民到其它國家。這是一種歧視老人的政策。

 相較於清近，直線或持續進步的史觀顯然不是改革派或革命派的論調，在改革派和革命派的腦子裡大概都是社會達爾文思想的那一套，在競爭的環境下，若無法變得具侵略性或帝國主義則會被摧毀或殖民。而引起漢種族主義是最容易將反滿族的思想鑲嵌在白人和黃人種族優越感的脈絡下。   梁啟超一開始是在直線且進步的框架來看西方國家文明化的過程，然而對於梁啟超卻將華人分成已開化、曾開化和待開化的階層。梁啟超回憶道，華僑曾經有在南洋擴張建立版圖的光榮歷史，但未將華僑視為開創歷史新頁的夥伴，這也是改革派和革命派最大的差異之一。改革派將現代的組織嫁接在舊有的皇權、中國文明之上，如此吸引商人和想當商人的人，甚至許多服膺帝國儒家思想的秘密結社成員也加入。   保皇會在美洲的商人之間尤其成功。當地的精英還從中國請來了學術上有顯著成就的人作為會館的領導，也成立了有儒家紳士風格的書院。許多秘密結社如中國致公黨也加入保皇會(按：中國致公黨的前身是由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堂」發起的洪門（又稱紅幫、天地會、三點會、三合會）组建的海外組織，旨在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關注民族的獨立和祖國富强)。來自南洋的保皇會支持者，也寄了許多信到清廷去表達希望恢愎光緒皇帝的實權。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不同於改革派，革命派人士發現他們的支持者都是藍領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最初，改革派人士也在吸引富人作努力，因為革命需要財政上的支持，到了革命(1911年)前夕，也確實獲得了財政上的支持，但這些富人並不是著眼於一個強大中國的貿易利益。那些向「錢」看的平凡華僑們，都已經被改革派或儒家、帝國氣勢給吸引過去了。   革命派的領導之一胡漢民發現海外華僑有種現象，他們都沒有華人的認同，至於那些認同自己為華人的都已經服膺於帝制的儒家文化。許多從福建的離開的海外華人不習慣人們問他的中文名字。魯迅(Lu Hun)也問那些住在各地的海外華人是什麼人，爪哇的就說爪哇人，新加坡的就說新加坡人，蘇門答臘的就說是蘇門答臘人。然而這些人還是迷信並渴望有來自帝國的榮耀和官銜。  革命派裡頭，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和他們無關，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是其結盟對象。認為秘密結社為其結盟對象的證明就是革命派的支持者都是來自農耕、礦產或鐵路工人，這些人多屬於洪門或天地會的成員，這些組織遍佈東南亞、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結合反清、反滿的思想，建立在這些秘密社會的基礎之上，同盟會就這樣成立了。若溯及更早的華僑論述，則是對漢種族的忠誠，這個訴諸抵抗蒙古人(元朝)和滿州人(清朝)，同時參照祕密結社對「忠」和「義」的意識型態。魯迅認為，中國除了漢唐盛世之外，在元朝，南洋對中國而言，就像哥倫布在美洲發現「新大陸」一樣。而華僑之所以在東南亞無法抵抗西方殖民者是因為他們物資匱乏，而且其拒絕來自清廷的支持，更糟的是，華僑還被清廷迫害、詆毀。   在1911年之前，改革派和革命派雙方在華僑之間動員的能量差很多，由於康有為和梁啟超來自廣東較多移民的地方，而孫中心則是經濟上和數量上都較少的客家社群。對於華僑而言，你必須把其和家鄉的連結給喚起，才有機會使他們變成你的支持者。   有一個受康有為啟發的人叫歐榘甲(Ou Qujia)，後來還因為撰寫《新廣東》鼓吹廣東獨立脫離清廷，而遭受康有為譴責。歐榘甲認為廣東人應該建立如泰國人或越南人那樣，和其它種族的人建立親密關係。這種鼓吹省或區域的獨立，以語言(粵語)為號召，無疑地能夠引起海外華人的迴響，特別是那些秘密結社的成員。   國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在將流動的認同給固定下來，重塑其方方面面的再現，以及確定自我和他者的界線。除了清廷、改革派和革命派之外，還有來自外國政治當局、離散的經濟網絡或為了小孩為來就業英語教育思想，各個方向的拉扯造就這跨國族群的認同。   《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的作者Prasenjit Duara認為儒家思想或其它傳統具有「保守」的性質，這也是為什麼其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期和社會達爾文國族主義可以共生。而祕密結社和華僑與共和革命的連結，從種族家庭、兄弟情誼到殖民掌控，現在已經下至學童了。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候，我認為吾輩能夠思考的方向是借重世界各地殘餘的中國國族主義，用華語、用儒家思想來襲捲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