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icky

 讀陳志明和吳翠蓉的《詩山跨境與經濟活動》讓我對中國大陸又多認識了一層。詩山鎮在中國大陸的福建省南安縣，是一個以雨傘發展起來的地方。華僑在不同時期對詩山的建設都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包括民國初年、淪陷初期、文革期間到改革開放。《詩山跨境與經濟活動》講到詩山和海外華僑仍有連結的地方，下面簡述其內容：   世界各地許多地方都有鳳山寺，包括東南亞、台灣、香港和澳門的鳳山寺都是從詩山的鳳山寺分爐出來的。鳳山寺於文革的時候被毀壞，後來在菲律賓和新加坡的海外華人組織倡議之下，重建鳳山寺，其中大雄寶殿就是由台灣台南的信眾捐建的。有「大雄寶殿」的設計本應是佛門淨地，但海外華人以進香活動為由拜訪鳳山寺時，卻要求鳳山寺管理委員會準備「全豬」、「全羊」，還徵「道士」，可見這也不是什麼正統的佛教，而是不佛不道的教。主要信奉廣澤尊王，當我以「鳳山寺」和「廣澤尊王」為關鍵字在Youtube上衝浪時，居然發現深綠的高雄市苓雅區也曾恭迎來自中國大陸的詩山鳳山寺廣澤尊王，證據見本文最後。我想海外華人和詩山的交流密切，多多少少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除了鳳山寺之外，還有社壇這個皆是葉姓的地區，其往外移出的人多前往馬來西亞、哀加坡、菲律賓和印尼，捐獻公益事業者多，投資家鄉較少。   由於海外華人和詩山親屬的互動，也使詩山成為「中國雨傘城」，這主要是來自台灣胞弟提供於詩山的中國大陸胞兄資金，而開創雨傘產業，引進雨傘技術。   海外華人於僑鄉投資，包括文化關係，也有純經濟因素。然，不可否認的是「僑鄉緣」這樣關係網絡的社會資本，是投資者不會放棄，而會善加利用的方便。   我曾經訪問老爸(其實，也不算訪問，只是瞎講一下，隨口問問。)，問我的祖籍是哪裡？是莆田嗎？老爸表示，莆田可能是在大陸的故鄉，但是從爺爺的爸爸，也就是曾爺爺開始就是可以算是開臺祖了，他從彰化再移到南投來的。但祖墳是騙不了人的，上面仍刻著莆田，而且家族裡的其它叔叔伯伯們去調查的結果，也是能夠寫一本書了。所以問題來了，究竟我算不算海外華人呢？那我有沒有僑鄉呢？哈哈哈…這真是很有意思的呢！ 下面是中華民國台灣的高雄市苓雅區的華人和詩山鳳山寺「緊密」連結的證據：  看看噗友對此有什麼看法：

 我認為媒體和人們的認同有很大的關係，從「選擇」就開始和認同有關，接著是其內容對人的影響，又可能塑造認同。《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Mass Medi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Audience》透過問卷和訪談，分別了解馬來西亞各地華人的和媒體，特別是和戲劇節目的關係。下面分享讀書心得：   在全世界各地華人中的跨國連結中，總是讓人聯想到「大中華」和「文化中國」這兩個概念。大中華比較有地域的概念，其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有時候還會有新加坡；文化中國則是以大中華往外幅射，其範圍到東南亞或其它更遠的地方。加以通訊科技和運輸革新，包括音樂、電影、影片、電視節目、流行、運動、食物等，都大量地往有華人的地曲擴散。而華人流行文化有常常混雜著一些西方形式並從中華文化中選擇特定成份來重新對外擴散。這樣的以「產品」作為認同是一個持續且方興未艾的過程。住在大中華地區的華人，也和其它地方的華人有相當不同的認同議題。例如：在布賴(Pulai)的客家人，不懂粵語，卻相當喜歡香港和臺灣最新流行歌手的歌曲。   一九八○年代前的馬來西亞，對於電視台的選擇是相當有限的，只月兩個電視台，分別為英語和馬來語為該電台主要使用言語。在一九八四年開放商業電視台後，才有華語節目。而後陸續加入由政府出資的電視台也開始於黃金時段播放華語節目。大多數華語電視節目是來自香港和臺灣。   在怡保(Ipoh)的研究發現，有些學習成就較好的學生因為還要繼續學習，所以受電視或電影流行文化的影響較少；而學習成就較差的學生，則可能模仿香港流行、到歡唱廣場(Karaoke bar)唱歌甚至想上星光大道之類的選秀節目。研究也發現看什麼電視，受身邊的人影響，包括家人和朋友，對他們而言這或許是社會重要的活動(socially significant activity)。對於西方電影或華人電影的偏好，各有46-48巴仙和38巴仙，喜歡西方電影的看重其科技聲光效果，喜歡華人電影的則著重其文化內涵。不過我想這個態勢將會快速改變，當西方人能夠拍出《魔戒》的戰爭或《明天過後》的災難場面時，華人的《赤壁》和《唐山大地震》豪不遜色，甚至有後發優勢。   根據Sharon A. Carstens的研究，對馬來西亞的華人學生而言，香港戲劇有科技、演技、現實、娛樂價值；臺灣的戲劇則歷史、悲劇、愛情含量較高，使人悲傷而無趣，可能是婆婆媽媽們的最愛；中國大陸的電影則有深度，若沒有歷史知識是不容易理解其脈絡的。於是香港的戲劇在馬來西亞是比較受歡迎的，語言不是他們選擇該節目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能收到新加坡的電視台，如柔佛(Johor Baru)，還能有華語配音的節目。對於香港電影受到馬來西亞學生的接受，Sharon A. Carstens提出兩個解釋：一、香港的戲劇的南方(southern China)觀點較接近馬來西亞的華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戲劇是比較接近北方(northern China)的觀點；二、是馬來西亞和香港同有英國殖民背景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使然。   當然，現在的華人文化或中華文化，在不同形式、脈絡下被再現，我認為文化和異文化的界線也應當會變得模糊，我想我們不需要擔心全球化文化則取代各個地方的文化，相反地，若我們能夠有一種作為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或者柯夢波丹(cosmopolitan)的視野，不論你是太魯閣的阿美族或馬來西亞的華人，你的個人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全球化文化的一部份，不論那是一點點阿美族文化夾雜著漢人文化或那是一點點中華文化夾雜著佛教文化和西方文化。 看看噗友們有什麼意見：

 閱讀了兩篇和女性移民有關的文章，它們分別是《女性移民的認同協商：在台東南亞新娘的故鄉與客地》和《女性移民：文化邊界標誌與認同》我想這兩個文章是作為文獻回顧的一個很好的示範，下面摘錄來自此二文章的重要概念和大家分享：   對於女性遷徒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早期，女性是和家族結合移動中的一員，是男性移民的「隨行者、配偶以及扶養家屬」；二、一九七○年代中期，受女性主義思潮影響，女性自主遷移則將女性看成勞動者，不再是男性家族的附屬品；三、一九八○年代後，對於女性移民的研究則進入階級、族群、宗教、性別等多重分析。女性移民可說是受「性別」和「族群」的雙重壓迫。   女性移民正是受雙重壓迫的劣勢者，劣勢者的定義包括：能見度、權力差異、歧視行為或制度的有無、自覺意識等四個因素。我們很難只透過單一因素去理解多重劣勢者。有一個族群內縮理論就可以用來說明女性移民於內縮經濟所受的文化束縛。內縮社會指得是移民在內縮社會中不必同化於接待社會的主流文化也可以生存。女性移民通常具備妻子、母親、勞工等三重身份，於是就願意接受較低的薪資，這都是來自接待社會或原生社會對女性的特殊要求或期待。另外，有一個族群邊界學說由日本社會學家伊藤先生提出，其認為族群邊界有三種：領土、文化和生物學，而族群共同體的男性對於同族的女性則賦予五項任務和功能：共同體的珍貴財產、傳遞族群給下一代、生育下一世代、易誘發外來者褻瀆、外族容易拉攏。這使得戰爭時，常常會有「保護妻子與妹妹們」的口號出來。   薩依德認為流浪的知識份子，是分屬於多個領域形式、家園、語言的政治形象；而法農則提出雜交性(hybridity)；峇巴認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會有反殖民者的雜交性地帶。，我想這就是一種「部分地接受、部分地修正、部分地創造」的概念。   接著我們說「認同」，其指得是「自我人格如何與外在社會文化相互作用」的字眼，通常是已發展國家青年展開自我的擰求與追尋，就是在問「我是誰？」這樣子的問題。關於「認同」，女性移民不會單方面的同化或固守於接待社會或原生社會，而是不斷地解構和重構來定義自我，這還會包括性別、階級、國族、族群、宗教…認同。   在台灣的東南亞女性移民常常受到「脅迫」，這指得是用攻擊的相法或行動對特定個人所具有的認同加以施暴，有對個人也有對集團的攻擊。外來移民常常就是因為屬於該集團而受到攻擊，而被當作是次等人民。我們知道個人可以經由努力達到「成就地位」，但「屬性地位」常常有幫助取得成就地位的功能。若以華人或猶太人這樣的屬性地位來看，由於其衷於教育和向上流動，於是就能夠使族群差異轉換成階層差異。許多台灣人便認為即便有華人血統的外籍配偶，仍和台灣的華人不同。   我個人喜歡法農的說的「雜交性」(請不要誤會成性雜交)，因為這樣代表文化這有機體將有機會經歷各種變異，而更豐富。移民正好就扮演了這個「雜交性」的重要角色，雜交於原生社會和移居社會；而女性移民，特別是因為婚姻移民的女性，若有機會生下小孩，也應該傳承一些原生社會的文化價值，甚至母語等，使小孩子於全球化的世界上，擁有具備多語、多文化的視野、能力和優勢。  

 我去過一次菲律賓，不過對菲律賓的認識遠遠不及其它東南亞國家。菲律賓在華人抵達和歐洲殖民前從未有任何本土王國或政府。(按：作者Richard Ulack只說「歐洲殖民前」，但我認為有意或無意地排除華人在菲律賓的發展。)移民到菲律賓的族群依序為矮黑人、原始馬來人、次生馬來人，之後是華人和歐洲人。下面分享菲律賓的概況：   受西班牙殖民影響，這裡有83巴仙的人信仰天主教，這對其推廣使用保險套相當不利。一般我們認為保險套是用來避孕，這是從人口控制的角度來解讀；但進一步，以公共衛生、疾病傳染的角度來看，這是用來防止愛滋病或其它性病傳播的機會。菲律賓社會晚婚，且文化習俗上不鼓勵使用保險套。   馬尼拉為菲律賓首都，而且都市化的圍範從中心慢慢往外擴張，如馬卡堤和奎松都是新興郊區。都市化的同時提供了許多工作機會，大多是在服務業方面的工作，但仍需要許多非正式部門的攤販支持經濟活動。政府也提供國宅，但窮困人口負擔不起，所以多被富有的人買走。交通堵塞問題嚴重，也提供輕軌列車或禁止吉普尼禁入馬尼拉。   我曾經在從桃園機場往馬尼拉機場時遇到一個在馬尼拉工作的台灣華人，我幫她秤行李，因為她難得回一趟台灣買了一堆食物，許多不可思議的東西如可口奶滋居然會讓她視為至寶般，特地從台灣要帶回馬尼拉給他的兒子享用。當天晚上，她和她的弟弟開車帶我到海鮮市場吃海鮮，那時就可以體會菲律賓人每年每人吃掉七十海鮮不是蓋的。重點是非常便宜，而且非常好吃。此外，菲律賓各島嶼間用小型貨輪運送貨物和乘客，馬尼拉就成了運輸中心了。   菲律賓外匯來自貿易、匯款、投資和觀光。貿易夥伴主要是美國和日本；而海外工作的契約勞工則有國際匯款成為國內主要收入來源；觀光業具潛力，但常因不預期事件而重挫，最近一次的就是香港旅客受脅持。和印尼、泰國等國家都面欲獨立分離的問題。光艾奎諾執政期間，就發生了六次失敗的軍事政變。   和大家分享我到菲律賓旅遊的影片，我希望還有機會能夠造訪菲律賓。在那邊早餐提供非常美式的漢堡，卻是平民的價格；麥當勞也賣飯，廣東人的點心(Dim Sum)也可以成為速食店的佳餚。我覺得是個滿好玩的地方。 

 《Diaspora Chinese in the Asia-Pacific: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Structured Inequalities》的Donald M. Nonini認為過去離散在各地的華人的跨國思想的研究有兩個侷限：一、常常試圖將所有華人通通包括在內，而這就造成非華人對所有華人忠誠和身份的懷疑；二、認為華人文化和非華人文化有相當大的差異。我認為，只要任意找到一些例子反駁這樣子的假設，則這些跨國思想研究的就會變得不那麼讓人信服了。下面分享《Diaspora Chinese in the Asia-Pacific: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nd Structured Inequalities》的心得： 利豐集團(Li & Fung Limited)是一個將總部設在香港的家庭企業，什麼都貿易，什麼都不奇怪。用的是韓國的皮革、日本的硬體設備、生產線則在印度和中國大陸，然後再到美國的舊金山庫存。除去「香港的家庭企業」這字眼，它儼然就和一般的跨國企業沒有兩樣。華人的跨國企業，也和非華人的跨國企業是一樣的。   在檳城，這個我們認為是華人的城市中，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美國和歐洲的製造業，生產電子或電腦產品。這些製造業的運輸都依靠華人經營的貨運公司，他們並不獨厚於他們自己人的公司，因為維持一個貨運團隊是需要花很多錢的。根據貨運司機透露，他們的老闆把薪資壓地很低、很低，而且像是在壓榨勞工。華人其實是對華人進行剝削的。   也有一些華人在馬來西亞被招僱之後，然後飛到日本去就跳機進行非法的打工，這很像以前的「豬仔」，一但這些華人能夠逃離蛇頭的控制，華人們就能真正賺到屬於自己的錢了。這樣的情況是普遍發現在各個族群的，包括非華裔的印尼人、菲律賓婦女…等。   華人們也會前往一些負有文化資本的環太平洋國家求學，包括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美國、新加坡或台灣，除了取得學位外，還進一步申請居留證，甚至公民權。這些學生都學習在相當實用的領域就學，如電機或商學，這既符合國內需求，也符合國際現實。某個程度來說，華人由於跨越了國家的界線，使其在方方面面獲得了與它族群不一樣的資產。   華人的跨國思想之所以能夠成形可以歸因於兩個因素：一、一九○○年(清朝末年)對海外華人稱「華僑」的歷史因素，這首次以國家力量組織了華人的中國的忠誠；二、潮洲和福建的形成「公司」(kongsi)與英國的鴉片和新加坡農業競爭。   華人之所以能夠辨認他們是華人不是因為他們知道華人的樣，而是他們知道怎樣不是華人。離散於海外的華人認同就是在和不一樣的人相遇，因為遇到了反對其成為公民的意識和本土意識，所以華人認同才產生。說一個吊詭的例子和大家分享，根據Donald M. Nonini對馬來西亞憲法內含的意識型態的解讀，馬來人是土壤之子(Bumiputra)，即使是來自印尼的伊斯蘭信仰者都是土壤之子。這意味著華人在馬來西亞就是模棱兩可，其公民身份就是值得懷疑。   我們可以反思「民族、領土、文化或國家註定是一體的」這樣的假設是否仍適用於這樣高度全球化的社會？究竟是馬來人的馬來西亞？還是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是台灣人的中華民國？還是中華民國國民的中華民國？  

 我就讀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東南亞研究所，同時修習「國際華語學分學程」，曾經在大學時期參加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的「華語師資培訓週末基礎非學分班」並取得結業證書。有幸遇到YES 台灣青年數位服務協會選送華語老師赴印尼亞齊大學擔任華語教師的機會，我要把握這機會，推廣台灣文化、華語教學。   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和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對於「教學」和「傳播」「推廣」有多方面的學習與實踐。我深深體會，「教學」必須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如此學生會有學習的動力，學習的成效也就顯著；而對於「傳播」、「推廣」方面，我善於利用新興網路科技，在許多非營利組織實踐過推廣活動。我擁有許多推廣、傳播的經驗，我想有助於將台灣的華語教學到印尼。   知道亞齊是南亞大海嘯受重創的地區，讓我認為有義務前往亞齊提供所需要的服務。我來自九二一地震受災區，明白南投重建十年都不見得能夠十全十美，更何況海嘯至今只有六年重建時間。「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影響身心最嚴重的精神疾病之一，特別在亞齊這個經歷過南亞大海嘯的地區。希望在擔任華語教師的同時，也能發揮「公共衛生」的社會關懷或心理支持，以作為華語教學外的邊際效益。   我有以下工作經驗：   1.國立台灣大學進修教務組/期間(94-07～98-06)/行政助理/打字、公文傳送、影印； 2.國立台灣大學微生物學王維恭老師實驗室/期間(96-12～98-06)/實驗助理/試管潔淨； 3.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王麗君老師研究室/期間(96-10～98-06)/研究助理/投影片製作、文獻檢閱； 4.中華民國陸軍五八砲指部防一營營部連/期間(98-07～99-06)/火砲光學士/光學儀器保養   還有以下志工服務經驗：   1.育仁兒童發展中心/協助老師關懷自閉兒童； 2.達瑪巒原住民重生協會/社區總體營造、網站建置； 3.台灣國際醫學聯盟/青少年反菸計劃； 4.台灣大學海外服務學習團/越南海外志工服務； 5.南投縣魚池農會/農業推廣實習； 6.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崑明院區/愛滋病防治計劃； 7.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年旅遊志工 我想這都有助於我於印尼亞齊大學進行華語教學工作。 

 新加坡憑藉地理位置和領導能力優勢，迅速爬升到已開發國家之列，但新加坡的獨立並不是它自己願意的。一九六○年代，有一個合併馬來亞、新加坡、沙巴和沙勞越的新國家計劃，李光耀認為這樣的馬來西亞聯邦可以使新加坡的經濟無虞，但一九六五年時，因為新加坡代表團棄權，所以馬來西亞國會通過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家，新加坡於是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新加坡獨立之後必需獨自在軍事方面對抗鄰國，新加坡男性服義務役，每人兩年，後來還延長到兩年半。新加坡的國防支出也一直是其它東南亞國家之首。「合則兩利，分則兩害」，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特別是台灣的國防支出是如此，如果我們能將更多的國防預算拿來放在社會福利、國民教育或產業發展，台灣的成就一定不只是現在這樣。儘管如此，新加坡還是有令人稱羨的經濟發展。   由於其經濟成就，使其提升了對亞洲傳統的榮耀感，政府強化並傳播新加坡移民族群的亞洲價值，還要求年輕人可以流利地使用通行於新加坡的主要亞洲語言。這亞洲價值包括：勤奮工作、尊重權威、個人利益從屬集體利益、政策制定時以共識代替衝突對抗、家庭奉獻。新加坡是個高度競爭的社會，有一個閩南語發音的「怕輸」(kiasu)用來形容最恰當，政府還為此提出了禮貌運動(Courtesy Campaign)。我覺得新加坡人的爭先恐後和上海人或許多地方的大陸很像，這是同為華人社會的台北所看不到的。搭捷運的時候，你會在台北捷運站看到人們是排在黃線之後，而且人和人之前維持一定的距離，先來後到的順序很清楚；但在新加坡或上海搭捷運不是這樣，在列車未進站前，人們是沒有秩序地站著門前，門一打開也是蜂擁而至。我看了也是非常的「驚」(kia)。   新加坡有一些特殊的人口政策，新加坡曾經有一個學歷歧視的政策，對於高學歷的人鼓勵生小孩，對於低學歷的人鼓勵結紮，這是相當令人匪夷所思。另外，有中央公積金制度來讓大家數的家庭可以在驚人房價下仍有機會自有住宅，因為新加坡領導者相信在新加坡有房子，就會認同新加坡。新加坡致力發展航太工業，從製造飛機、修理飛機和飛機零件，更有樟宜機場和新加坡航空。還投入中國大陸蘇州工業區的建設，不過據林開忠老師說法，發展的不是很好。   新加坡政府試圖控制新加坡的政治發展，但這與經濟的開放卻可能互相牽制。一來新加坡希望商業和一般家庭都可以上網，但同時經由網路也將對人民行動黨有負面批評。   許多人喜歡新加坡，喜歡它的多元文化、喜歡它的經濟發展、喜歡它的法治社會；但我不這想，我認為新加坡因為有許多資源上的限制，所以必須對人民有諸多限制，例如：男性要當兩年兵、言論集會自由…等。在中華民國，我只當十一個月的兵，我都快受不了了，更何況當兩年兵！而土地資源的限制也是使新加坡成為一個很無趣的地方的重要原因。其實，台灣也差不多如此，不過至少還有台北市和南投縣這樣的明顯城鄉的差距，但新加坡太小了，許多地方都在天子腳下，生活在那個地方大概也沒有什麼樂趣吧！ 下面看看噗友怎麼說：

 第二個場景是來自作者Sharon A. Carstens和其朋友吃飯的客家餐廳。他的好友蘇敏(Su Ming)在是在做英語種子教師培訓的工作，常常是作為連結受英語教育和華語教育的馬來西亞人的橋樑，她的書房要裡有許多佛教或中華文化相關的書籍，都是用英語的。蘇敏的談吐就像一個貴婦。後來蘇敏的朋友也加入談話，姑且稱她為顏女士(Mr. Yen)吧！兩位女士的共同話題有二，一是麻將，二是佛學。   女士們談到各自看電視的習慣。蘇敏說她最近很少看電視了，大多是看來自香港的連續劇，常常就小孩子牙牙學語那樣地學習著廣東話。顏女士則說她會租華人戲劇，這些多來自香港和台灣，而且其認為女人愛看愛情故事，男人則偏好動作影集。女士們也談到許多時候，電影名稱用華語比不上英語來得容易理解。例如有一個香港電影叫華語叫「自梳」，英語叫「Intimates」，她們認為英語比較符合電影劇情。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時，馬來西亞的華人的有來自兩方面的文化影響，一是受英語教育的殖民文化，二是在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展開的文化大革命。通常「大中華」(包括泛中國、香港、台灣，偶爾加上新加坡)的概念只在經濟脈絡下存在。在這個場景下的馬來西亞華人是相當以自己所擁有的中華文化為豪的。許多華人的意見領袖如星雲大師或余秋雨都到馬來西亞巡迴演講，還有一個叫梁燕城(Liang Yancheng)的人，還說馬來西亞的華人比香港和台灣人更尊重中華文化。然而，余秋雨認為散播在世界各地的中華文化有必要在新的邏輯和獨立生活開展，而不要老是依附在中國這個大樹之下。   事實上，西方文化如電影、速食對生活的影響是廣泛的，在馬來西亞當地是以一種混雜(hybrid)的形式存在，此外佛教文化或華人戲劇也交織在其中。這使得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是以一種多層次、多面向，整合不同文化元素的展現在我們面前。

第三個場景是作者旅行布賴(Pulai)時寄宿的一個家庭，家庭主人是阿雄(Ah Seong)和阿芳(Ah Fun)，這是作者第二次造訪布賴。他們兩個人都是受過六年的華語小學教育和三年的馬來語中學教育。他們家有四個小孩，四個都是女孩，而且阿芳的肚子還有一個。問阿雄如果肚子裡的小孩仍是女孩，會怎麼想？阿雄先說男生、女生都一樣好，表現自己懂得「男女平等」的概念，再多聊一下之後，也坦承若生下來還是女生的話，心裡會非常不爽。   除了房子外頭的橡膠樹、傳統村落風格外，布賴不再是二十年前那個缺水缺電的地方。冰箱、洗衣機、電視等現代設族都進入這些地方。甚至用華語印刷的雜誌如《媽媽寶寶》在內容上都像美國的出版品。作者也發現阿芳和她的女兒說話的時候，不是講客家方言，而是講華語。這讓我們有了以下的認識。   在個人的認同上，有人強調原生族群，有人著重實用性。而布迪厄(Boudieu)的習慣說(habitus)認為習慣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重覆的家庭或社群經驗使個人發展出適合其所在位置的自然觀點。許多家庭多講華語或夾雜著方言的方言，在這樣家庭生長的小孩就會將說華人的語言視為常態。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常常以他們的多語能力為豪。   儘管馬來語是馬來西亞的國語，而且許多華人都在中學時學習馬來語，但使用馬來語的時機只有和非華人談話時，在華人家庭中是不說馬來語的。許多家庭，例如阿雄和阿芳的家庭，為了孩子的發展會策略性地選擇華語或英語。然而，對小孩子而言，學習多個語言使他們無法專精於任何一個，於是顯得「樣樣通，樣樣鬆。」   再看看阿雄想要個兒子的心態，儘管男女平等的訊息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宣傳，但過去的習慣是無法一時改變過來的。而且在布賴，家長對男孩子教育上的關注總是高於女孩子，儘管女孩子在中學時花更長時間學習。   在不同的地方如學校、教堂、寺廟、餐廳、歡唱廣場、電影院、購物商場、夜市、游泳池、渡假村，都在傳遞多樣的文化訊息。宗教組織和涉入對個人的意義有很特別的影響。在第一個場景中李明中學的舞獅隊成員就有來自不同宗教的團體，包括基督教、佛教，或天道等。宗教團體主導，使用廣東話或華語，並且以漢字印刷，參與這些團體的人多是受華語教育的。不同於受華語教育的人，受英語教育的華人是主動地將宗教(不論基督教或佛教)整合入自己的生活中。

 「認同」這個東西，可以被視為是「去創造一個東西，使不一致的文化內容和不一致的 生活經驗產生一致性」。馬修(Mathews)認為不同層次的個人識意都會塑造認同，它們分別為：一、視為理所當然或潛意識地的習慣；二、由於社會壓力而去服從的文化規範；三、個人是有意識地、自由地從「文化市場」中選擇自己的認同。前三個場景大多是處在前兩個層次的模式，近代應該有對於個人選擇的認同應該還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於是每個人的選擇、每個人的認同都會是有所差別的。儘管一九八○年代，中華商會鼓勵華裔馬來西亞人少說方言多說華語以凝聚社群；儘管將華語作為教育和官方的語言，可以在正式場合使用，不同於和朋友或企業夥伴的閒聊語言。但華裔馬來西亞人對所謂的「中華性」(Chineseness)不只是單純地接受或排斥而已，忽略、質疑、抗拒、再探索、頌揚或改變等策略性地反應也是可能發生的。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認同其所在的社會階級或將自己定位在世界公民的身份而「忽略」了其在特定族群的認同；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華裔馬來西亞人可以說得一個流利的英語，這些人開始「質疑」英語會侵蝕其對中華文化和華語的實踐與知識；也有些人「抗拒」中華性，其覺得應該強調「馬來西亞人文化」而不是「『華裔』馬來西亞人文化」，許多華人都沒有什麼馬來人朋友，或許是因為飲食習慣，但若有心克服，應該不是問題；有一些受英語教育的華人因為「再探索」而將佛陀的生日「衛塞節」(我們叫浴佛節)再擴展；也有人會刻意「頌揚」中華性，不論是工作態度或即便是負面教材的香港影集或電影，這些人宣揚華人的勤勞 、努力、聰明…等；原本的中華餐點如點心(dim sum)也加入咖哩粉、茄子、椰漿等具南洋風味的食材，而「改變」了原先的飲食習慣。   在馬來西亞是不可避免必需劃分華人、馬來人或印度人，多元的文化意義和策略性反應或定位也勢必和這劃分有關而且會越來越豐富，而且會一直在個人、本土、國家和全球政治等不同場閾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