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icky

 中文是很有意思的文字，特別是遇到「性」這個字的時候。我現在在讀《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時，斷句在不同的地方，就會有不同的結果。這文章到底是在講「現代」性想像？還是「現代性」想像？當然你閱讀英文標題Imagined Modernities就知道這文章是說「現代性」，我這不是要說什麼英文比中文好，我想表達的是中文的彈性和高度的可再塑性。(我又不可避免的使用了「性」這個字。)這不是重點，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的閱讀心得：   這文章說了三個大陸人和台灣人結婚的故事，恰恰三個大陸人都是女生，三個台灣人都是男生。這三個大陸人是小粱、梅君和小劉。(《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的作者趙彥寧認為大陸配偶是外籍配偶，但我認為應當遵守並尊重憲法，大陸人是大陸配偶。)她們的故事很有意思。   小粱和台灣人結婚之後，婆婆希望小粱生個兒子同時要求小梁從事勞動工作，結果流產了。小粱流產之後，公公在小粱和她的老公面前說要給她老公介紹越南人當老婆。   梅君有一個女兒，但是她卻主動受暴只為取得公民身分，她也有一個女兒，但她的女兒不如她美麗。梅君常常數落她的女兒，甚至對女兒的教育發展不感興趣。主動受暴為了取得公民身分，有沒有女兒的監護權也不是她關心的。   小劉和台灣人結婚之後，與時俱進，非常認真地學習電腦相關事務。她認為人類社會一直進步，她的老公卻在退步。哪天小劉取得中華民國護照後，小劉將可以往來各國，有更好的發展，而不必侷限在台灣人的小家庭之間。   我想「現代性」像「後現代」一樣，都不是很容易講清楚、說明白的東西，唐文明在《何謂現代性？》裡說「現代性謀求與過去的決裂，並將這種決裂作爲自己的起點。現代性企圖表達出『不要成爲過去的奴隸』這樣的意涵，即不要有因襲的負擔不要使過去成爲現在的『承負』，而是要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小粱的婆婆和公公希望小粱生個孫子，就是受「傳宗接代」的包袱；我們覺得梅君不像個媽媽，居然可以不顧女兒的教養，也是受「母愛的天職」的包袱；小劉則是勇敢擁抱「現代性」，學習新科技。   我不想說「現代性」是一個相當值得我們追求的事物，不過我們常常受限於舊有的包袱而使得生活變得很無趣。比方說「國家主權」或「民主價值」，這個看來是屬於相當「現代性」的事物，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包袱。這會不會就是所謂的「後現代」，我常常自稱是個很「後現代」的人，或許也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國界的劃分是很沒有必要的舉措，但有時是為了「管理」上的方便，不得不這麼做。這時候「管理」又變成包袱了！那不要「管理」這包袱，讓人們恣意妄為、自由自在不是比較好嗎？可是有人擔心別人會侵害另一個人的權利，所以還是要「管理」。但為什麼會擔心別人侵害另一個人的權利呢？因為相信「人性本惡」嘛！只要相信「人性本善」就不會有這樣的疑慮了！   「慈悲沒有敵人，智慧沒有煩惱」與大家共勉之！

 《偶然生為亞裔人：一位ABC的成長心路》是一本滿有意思的書，光書名就有兩個吸引人的賣點，「亞裔人」和「ABC」。作者是劉柏川(Eric Liu)，曾受邀到白宮擔任柯林頓總統的演講撰稿人，在美國是屬於相當主流的一方，不過他是黃皮膚的人。下面和大家分享讀書心得：   劉柏川說他覺得沒有好好學習華語覺得可惜，不過卻不感到後悔。我想我能體會他的感覺，或許這是我帶著一點點中華兒女的文化繼承者的驕傲去如此詮釋。根據美國國防部報告，阿拉伯語、華語和俄語是世界上最難習得的三種語言，劉柏川生在華人家庭本來有機會好好學習華語的，但是他錯失了最容易學習語言的階段，而後對於華語的學習也是斷斷續續的，以致於到頭來只能說簡單的華語和認得近乎於零的漢字。但他也不感到後悔，和他的爸爸一樣，他可以說很好的英語、滿滿俚語的英語、上得了演講台的英語。   龔宜君老師認為族群彼此的距離，看其族群間「通婚」的情況就可以了解；劉柏川也在最後一章討論了「族群通婚」和「領養小孩」。如果說「結婚」是屬於「傳統」或「現代」的，對於我這個「後現代」的人而言，這是我很難去想像的，我不想結婚，我覺得我會因為結婚而被綁在一個地方，我想自由自在；不過我卻想要教養小孩，而且我想教養黑人、白人或任何明顯看出來這不是我生的小孩，而且憑著中華文化的驕傲，我會要求他講一口流利的華語，飽讀四書五經。如何讓他潛移默化也不覺得是我強迫他學習華語，我可能得參考劉柏川的爸爸的教育方式；我想我的家庭大概也是如此(我指得是放任自由的管教)，老爸和他的朋友說「閩南語」(他會說那是台語)，但和我交談是則會遷就我，跟我說「華語」，但老爸和我的朋友說話時，則會先用「閩南語」試探，再決定使用「閩南語」或「華語」。或許為了教養一個把華語講得很好，但外表卻是外國面孔的小孩，我會願意去結婚。   我認為小時候生長的環境對一個人的塑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好比一條繩子在一個木椿上綁住一隻小象，小象長成大象了，繩子和木椿都是同一個，儘管大象已經有能力去把木椿拔起來，但因為小時候的習慣，也不會去破壞那個木椿和繩子。習慣，或者我們說習性，的改變是很不容易的。劉柏川對比其它亞裔人，因為小時候在學校就自認是屬於主流、白人那一邊，行為、舉行也就符合美國社會的期待，甚至刻意或無意地和華人或亞洲保持距離；而其它我們認知的亞裔人，可能是日本人一群、韓國人一群、印度人一群，這些亞裔人小時候就符合美國社會的預期，也一直在這樣的軌跡下長大。這多多少少說明了家庭的教養和個人的選擇對一個人人生的影響。   在語言學習時，如果我們擁有同窗情誼(club member)，即我們自己認為自己是怎麼樣的人我們的說話的方式就會像他(we "talk like the people we perceive ourselves to be.")。(Stephen D Krashen)劉柏川和美國主流的人混在一起，也認為自己就是美國主流的人，說起話來就是一個美國主流的人。當然，偶爾還是有些「傳統」的美國人認為這個亞裔人憑什麼對美國人說三道四。我們應該創造一個讓台灣新移民的小孩也認知他們就是台灣未來的主人翁的環境，這些「新台灣之子」就是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這個「民族國家」就可以無痛轉移成「移民國家」了！ 我想我自己也是擁有這樣的同窗情誼於泰國，所以我覺得我說起話來像泰國人，而我自以為說得一口道地的泰語，也是讓我持續學習泰語的動機。如果鄙視一個你正在學習的語言，例如覺得學習越南語或印尼語那種蠻夷語後沒有用，那自然也學不好這些語言，英語、日語也是如此。相信自己可以學習好語言，那就會好好學習該語言，並專精於其中。和大家分享我在泰國的同窗情誼，它正是支撐我持續學好泰語的重要因素。我在那邊的中國城打工、像泰國大學生上夜店、參加宴會、扮女裝，不可否認會有觀光客的凝視，但我跟著這些同窗一起凝視，我的罪惡感會比較低。哈哈哈…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   在現在經濟秩序下，擁有「適合」(fit)整合入全球市場的勞工、資本、文化產品就會被納入，而那些「不適合」的則會被排，即使只是最基本的人權，例如工作權或食物安全。移民的動機是複雜且多層次的，不過可以知道的是，目前不斷在增加的經濟移民和難民多是女性。不論多麼困難，移民、勞工或政府在移入國會再一次家庭團聚、落腳、甚至形成新的族群。移入國也因為重塑國家經濟、將城市轉型，並重新檢視其社會和文化價值。當然移民在經濟弱勢或歧視下，也可能感到被排除。   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曾經為八個國家之間創造一個開放的市場努力，這樣的努力可以說是試圖解決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矛盾，或許這對較發達工業國家是容易實現。然而，在許多作為移出國的地方，國家進行了教育投資，教育出許多技術人員，移民出去了，就是我們說的人力外流(brain drain)，我想中國大陸和印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同時，移入國大開國門歡迎技術移民。倘若政府開始管制移民，人力仲介、人力販賣的市變萌芽，這當然有合法和非法的。如果政府只歡迎資本、商品、創新的流動，卻對人員的流動加以限制，這樣的政府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許多亞洲或非洲的人們大概註定貧窮了，這些人的收入很少，這導因於方方面的匱乏，包括教育機會、衛生條件甚至人均壽命。結果是，某些國家整個被排除在全球秩序之外。此外女性、族群或種族少數、原住民或青少年都會因此經歷歧視或感覺弱勢。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 所謂「現代」是立基於啟蒙運動之後，一個往良善社會發展的論述；「後現代」則是有政治、文化和認同等方方面面的組成。如果我們要形容全球化的話，它大概是結合「現代」的經濟，而「後現代」的政治碎片。以歐盟為例，對於那些屬於歐盟的國家的移民，彼此在歐盟會員國內移動大約有五百萬人，歐盟對這些移民照顧倍致，但是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外來移民約有一千萬人，歐盟對這些人卻少有著墨。   民主社會的公民身份只在少數國家實現，而且通常也是有些限制的，但這可以作為啟發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目標。我們需要一個世界公民的模式，這是能夠打破歸屬和領土的藩蘺認同：人們需要擁有作為人的人權，而不需要國家。這建立在多文化，並意識到族群多樣性和多重認同。同時，多元文化論還能保障當地多樣性不被全球文化產業給壓平。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組織必須被強化，如此才能制止過度的市場化，並處理社會排除、貧窮和環境惡化。   通常我們認知的全球化的過程是由上而下的，但我們期待有一個由下而上的全球化過程，如此就可以創造一個更平等的社會。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有一些啟發的故事，我們期待有越來越多這樣例子，而成為普遍的現象。   討論全球化而不討論移民是利益既得者的作為，討論移民而不討論全球化則是畫地自限，有偏頗之嫌。我認為將全球化和移民一起討論是很重要的。此外，我認為在打工渡假(working holiday)裡，老人也是屬於被排除的族群。大多數的打工渡假都有年齡的限制，而老人由於不適合被整合入全球經濟市場內，所以就被排除在打工渡假之外。然而，有錢的老人可以在退休後移民到其它國家，沒有錢的老人卻無法移民到其它國家。這是一種歧視老人的政策。

 相較於清近，直線或持續進步的史觀顯然不是改革派或革命派的論調，在改革派和革命派的腦子裡大概都是社會達爾文思想的那一套，在競爭的環境下，若無法變得具侵略性或帝國主義則會被摧毀或殖民。而引起漢種族主義是最容易將反滿族的思想鑲嵌在白人和黃人種族優越感的脈絡下。   梁啟超一開始是在直線且進步的框架來看西方國家文明化的過程，然而對於梁啟超卻將華人分成已開化、曾開化和待開化的階層。梁啟超回憶道，華僑曾經有在南洋擴張建立版圖的光榮歷史，但未將華僑視為開創歷史新頁的夥伴，這也是改革派和革命派最大的差異之一。改革派將現代的組織嫁接在舊有的皇權、中國文明之上，如此吸引商人和想當商人的人，甚至許多服膺帝國儒家思想的秘密結社成員也加入。   保皇會在美洲的商人之間尤其成功。當地的精英還從中國請來了學術上有顯著成就的人作為會館的領導，也成立了有儒家紳士風格的書院。許多秘密結社如中國致公黨也加入保皇會(按：中國致公黨的前身是由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堂」發起的洪門（又稱紅幫、天地會、三點會、三合會）组建的海外組織，旨在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關注民族的獨立和祖國富强)。來自南洋的保皇會支持者，也寄了許多信到清廷去表達希望恢愎光緒皇帝的實權。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不同於改革派，革命派人士發現他們的支持者都是藍領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最初，改革派人士也在吸引富人作努力，因為革命需要財政上的支持，到了革命(1911年)前夕，也確實獲得了財政上的支持，但這些富人並不是著眼於一個強大中國的貿易利益。那些向「錢」看的平凡華僑們，都已經被改革派或儒家、帝國氣勢給吸引過去了。   革命派的領導之一胡漢民發現海外華僑有種現象，他們都沒有華人的認同，至於那些認同自己為華人的都已經服膺於帝制的儒家文化。許多從福建的離開的海外華人不習慣人們問他的中文名字。魯迅(Lu Hun)也問那些住在各地的海外華人是什麼人，爪哇的就說爪哇人，新加坡的就說新加坡人，蘇門答臘的就說是蘇門答臘人。然而這些人還是迷信並渴望有來自帝國的榮耀和官銜。  革命派裡頭，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和他們無關，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是其結盟對象。認為秘密結社為其結盟對象的證明就是革命派的支持者都是來自農耕、礦產或鐵路工人，這些人多屬於洪門或天地會的成員，這些組織遍佈東南亞、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結合反清、反滿的思想，建立在這些秘密社會的基礎之上，同盟會就這樣成立了。若溯及更早的華僑論述，則是對漢種族的忠誠，這個訴諸抵抗蒙古人(元朝)和滿州人(清朝)，同時參照祕密結社對「忠」和「義」的意識型態。魯迅認為，中國除了漢唐盛世之外，在元朝，南洋對中國而言，就像哥倫布在美洲發現「新大陸」一樣。而華僑之所以在東南亞無法抵抗西方殖民者是因為他們物資匱乏，而且其拒絕來自清廷的支持，更糟的是，華僑還被清廷迫害、詆毀。   在1911年之前，改革派和革命派雙方在華僑之間動員的能量差很多，由於康有為和梁啟超來自廣東較多移民的地方，而孫中心則是經濟上和數量上都較少的客家社群。對於華僑而言，你必須把其和家鄉的連結給喚起，才有機會使他們變成你的支持者。   有一個受康有為啟發的人叫歐榘甲(Ou Qujia)，後來還因為撰寫《新廣東》鼓吹廣東獨立脫離清廷，而遭受康有為譴責。歐榘甲認為廣東人應該建立如泰國人或越南人那樣，和其它種族的人建立親密關係。這種鼓吹省或區域的獨立，以語言(粵語)為號召，無疑地能夠引起海外華人的迴響，特別是那些秘密結社的成員。   國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在將流動的認同給固定下來，重塑其方方面面的再現，以及確定自我和他者的界線。除了清廷、改革派和革命派之外，還有來自外國政治當局、離散的經濟網絡或為了小孩為來就業英語教育思想，各個方向的拉扯造就這跨國族群的認同。   《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的作者Prasenjit Duara認為儒家思想或其它傳統具有「保守」的性質，這也是為什麼其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期和社會達爾文國族主義可以共生。而祕密結社和華僑與共和革命的連結，從種族家庭、兄弟情誼到殖民掌控，現在已經下至學童了。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候，我認為吾輩能夠思考的方向是借重世界各地殘餘的中國國族主義，用華語、用儒家思想來襲捲全球。

我是黃玉樹，現在就讀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國際華語學分學程」，曾經在大學時期參加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的「華語師資培訓週末基礎非學分班」並取得結業證書。有幸遇到教育部國際文教處選送華語老師赴泰任教的機會，我要把握這機會，為推廣台灣文化盡一份心力，也為台灣華語教學在泰國紮根、深化。   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前農業推廣學系)，對於「教學」和「傳播」「推廣」有多方面的學習與實踐。教學方面，我修習過「教育學」、「成人教學原理與設計」、「成人教育」、「教育規劃與評估」、「人力資源發展」、「文化研究與教育」、「衛生教育」和「教育社會學」；傳播、推廣方面，包括「教育傳播與科技」、「推廣理論」、「傳播學」、「資訊傳播」、「語言學習與科技」。我深深體會，「教學」必須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如此學生會有學習的動力，學習的成效也就顯著；而對於「傳播」、「推廣」方面，我善於利用新興網路科技，在許多非營利組織實踐過推廣活動，包括在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參與「ASAP, Anti-Smoking Activist Program」，達瑪巒原住民重生協會學習社區總體營造，魚池農會推廣實習、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愛滋病防治計劃、青輔會民國九十七年青年旅遊志工公民記者。擁有這些推廣、傳播的經驗，我想有助於將華語教學和台灣文化推廣到世界每個角落。   結合原先國際華語學分學程和華語師資培訓班以及教學、推廣、傳播的經驗，我有自信能夠作一個符合期待的華語老師。另外，我在大學期間修習一年的泰國語，至今仍繼續精進用功於泰國語。基於泰語和華語同屬漢藏語系，我認為以泰語作為學習華語的輔助語言，會比用其它外語來得更好，對學生而言更可以產生學習的正遷移。我也將以我自身學習泰語的經驗和學生分享，讓學生在老師離開泰國之後，仍能自己學習華語。由於在泰國學生無法身歷華語環繞之境，我將透過網路科技，讓學生可以有沉浸式的華語環境，就算在泰國也可以學到一口流利的華語。給學生魚吃，不如教他釣魚，最後也期望學生可以自己主動去尋找適合自己的素材，自我學習。   全世界都在學華語，這是一個推廣華語的好時機，我的個性開朗，善於與人交往，希望可以以此拉進與泰國學生的距離，在維持適當的教學必要之尊嚴下，和學生打成一片，鼓勵學生、激勵學生努力學習華語，同時表現台灣人的熱情，讓泰國學生在學習過華語之後，對台灣心嚮往之，而可以把學習到的華語在台灣使用。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中國革命同盟會各分會成立之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僑和其它東南亞地區的華僑一樣，都是支持革命運動的經濟來源。但在孫中山親自主持東南亞第一個同盟會分會新加坡分會設立後，吉隆坡分會和檳城分會也陸續設立，這也奠定了東南亞作為中國革命大後方的基礎。   那時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有以革命為主的《中興日報》和維新改革為主的《南洋總匯新報》，雙方一直有對中國期望上的論戰。儘管，在泰國有《華暹日報》、緬面有《仰光新報》《進光報》和《光華報》、荷屬東印度則有《民鐸報》和《泗濱日報》，但沒有孫中山、胡漢民和汪精衛的關注，比不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報紙推革命推動的力量。   同盟會南洋支部後來在新加坡成立，作為所有東南亞同盟會分會的通訊聯絡中心。這裡保存了各分會執行部委員的名單與地址，南洋支部和各分會保持密切聯繫，傳遞來自革命起義地區的戰報或轉達來自孫中山或同盟會東京總部的秘密指示。另一方面，南洋支部亦可將各分會的意見、請求及所募得的捐款轉達給更上級的領導層。南洋支部就在這時期扮演了上承下轉傳達交流的重要功能。南洋支部於新加坡設立，除了地理和當局英國殖民友好孫中山之外，也作為募款基地並遏制東南亞革命黨內反孫中山，由陶成章、章太炎領導的分裂主義運動。   從一九○○年開始，在多次起義失則後，參加革命行動的革命黨人開始以新加坡作為逃亡的目的地。除了這是一個安全的避難地之外，這些志士更想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推動中國的革命事業。當地的同盟會領袖為這些志士安頓處所，許多人被介紹到農場或橡膠園坵工作謀生。同時，受到越南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孫中山也讓這些革命黨志士往新加坡安置。 看看噗友怎麼說：

 從一九○○年開始，在多次起義失則後，參加革命行動的革命黨人開始以新加坡作為逃亡的目的地。除了這是一個安全的避難地之外，這些志士更想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推動中國的革命事業。當地的同盟會領袖為這些志士安頓處所，許多人被介紹到農場或橡膠園坵工作謀生。同時，受到越南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孫中山也讓這些革命黨志士往新加坡安置。   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財力募集是相當困難的，原因包括：一、革命活動是非法的；二、革命活動的方式很多，軍事、報紙、庇護等；三、而匯款的方式也很多，直接拿給孫中山或其它領袖，難以紀錄，也無專責機構負責；四、只能革命後的回憶，數字常常不準確。在《國父全書》裡「一九○九年孫中山致吳敬恆函」中，起義所需軍火費用是二十萬，其中十萬來自東南亞華僑。這十萬元由東南亞華僑所捐助的港幣中，馬來亞華僑有一萬，其餘荷屬東印度華僑有三萬，法屬越南和泰國華僑共六萬。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捐款數量更大為增加，總計辛亥武昌越義發動後，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匯款支援的總數為港幣八十七萬多元。武昌革命之後，華南各省包括長江沿岸和沿海的重要城市都建立了革命的獨立政府。值政權過渡時期，極須款項支應，東南亞華僑又在這時給予叻幣三萬五千三百九十元，城革命黨人也匯寄了叻幣二萬元。財政穩定下來之後，既能維持各省內的法律和秩序，還能抽派軍隊北伐。這無不都是海外華僑的財力支援。   「華僑為革命之母」一開始或許是孫中山找上東南亞，找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但當地華僑被喚起的「國族救贖」才是使這些起義行動和金錢支助源源不絕的動力。我們知道推翻「滿」清是以「漢」民族主義為號召，但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才是中華民國實現多元文化、多族共治的具體實現。讓我再延伸「五族共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不只五個，光唸得出來的至少就有「漢」「滿」「蒙」「回」「藏」「苗」「瑤」，這就超過五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台灣原住民至少九族，以及過去歐洲、日本殖民者的後裔和現在來自東南亞地區的新移民，我認為「五族」是具包容性的，所有民族都可以納入中華民族，造就中華文化的多元和豐富。 看看噗友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