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icky

  你大可可以直接稱我是個「網路成癮」的患者，如果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無法上網，我就覺得不自在。我可以不需要有手機，但是我不能網路，因為這是我和世界連結的唯一，也是最佳的方法。在泰國交換學生的期間，我家沒有網路，於是我必須使用無線網卡(在泰國，人們管這個叫aircard)，也就是透過3G網路來上網。對於使用無線網路一直讓我相當焦慮。其中，造成焦慮最大的來源就是我所習慣的作業系統。我自以為相當非主流，相當反商業壟斷，我使用的是開源軟體Ubuntu，它是基於Linux所開發的作業，大概是非主流作業系統中市佔率最高的作業系。因此，關於它的軟硬體很多時候無法像我們在使用微軟或蘋果的作業系統那樣，很容易取得支援。而無線網路，這個很重要的功能，偏偏又是它的弱項。我在長久使用Ubuntu的期間，是沒有WiFi的功能的，我只能接上網路線上網。我在暨南大學的宿舍、在北欖府的公寓、在詩力諾寺學校的圖書館，我都是靠著網路線和世界連結的。但是，這一次，我無法使用有線網路了！「有線網路」在泰國已經不時尚了！ 王律成借了我一個無線網卡，它很神奇地能夠和Ubuntu媒合，於是我對3G上網感興趣。電信業者們總是會有千百萬種優惠組合，吸引著羔羊來宰。無法上網的我，就像迷途的羔羊，我還是選擇了在台灣我們稱它「吃到飽」的3G服務。它另外附送WiFi吃到飽。使用期間是一個月，收費799泰銖。它不需要綁約，就是透過預付的方式，將所需要的方案費用加值到號碼裡頭，再依指示變更方案即可。在台灣使用手機，每個月繳交的費用常常不到基本費用；在泰國為了使用網路，我也開始研究起3G的上網方案。 寫完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還沒有將一般的SIM卡轉換為能夠使用3G的SIM卡，不過在真移動(True Move)服務人員的加持下，我相信能夠使用3G網卡上網的日子，是指日可待了。

  剛到這個新地方，王律成不在家，我只好靠自己摸索。已知附近有一個曾經繁榮一時的市場，布魯市場(Talat Plu)，而且有一些公車路線往返。趁著今天放假，來這邊研究研究。進行過例行公事，游泳之後，從家裡出發，在門口就有計程摩托車。這些摩托車，不是用機器跳表，而是用嘴巴跳表的，司機開價多少，我就給多少。從家裡到布魯市場後，我先去吃炒泡麵，店主人家看起來不是很華麗，我覺得應該是生意不太好，日子不太好過。有一個錢罐，但是零錢不是很多。我點了炒泡麵之外，老闆娘仍硬是塞了個礦泉水和冰塊給我。我不好意思，也想說可以有瓶水在路上帶著喝，就開心接納了。炒泡麵、礦泉水和冰塊，只要四十。 在布魯市場有幾條公車路線，我只站在站牌前看著一輛一輛公車經過，慢慢閱讀上面寫的字樣，有沒有我認識的地方。看到一部111經過，上面還寫有「免費」字樣，於是不管它到哪兒，先上車再研究。搭車到終點站，幾近迷路，我壓根不知道那是哪。所幸有GPS。雖然知道是哪裡了，不過眼看111也要發車，我又上了111，我以為它會折返，沒想到它往下繼續開。看樣子似乎是環繞一圈的路線，不過它也有反方向的。就這麼瞎繞瞎繞著，我回到原來的地方，正好金明亮打電話過來，於是我就在叻雅(Lat Ya)下車，往大圓環(Wongwengyai)空鐵站去了。 下午，我就同金明亮、淑貞姊、天使在暹邏百麗宮(Siam Paragon)碰面。我同金明亮先去吃飯，天使後來會合，他們各自說著在北京和東京留學的生活。我們就在熱暹邏廣場敘舊。敘舊後，再回到暹邏百麗客找淑貞姊一行人。天使和金明亮與我們分別後，我們直接前往達信橋(Saphan Taksin)，再搭乘復古亞洲(Asiantique)的接駁船前往復古亞洲。那是新的市場，在鄰河畔的倉庫基礎上改建。美侖美奐，好不漂亮。 就這麼逛、逛、逛。我買了一件褲子，老闆說四百五十元，我讓他降一點兒，他給我四百元。那是一件拼花布的褲子，錯過就沒有了！我就給它敗下去了！約莫八點多，我就搭15路公車回家了。

  從台北到曼谷是國人出國旅遊再平常也不過的路線，但是因為教育部的補助不是很寬裕，所以我也必須很拮拘地精打細算。因為全球暖化，油價上漲幾乎是不可逆的趨勢，飛機票的價格也居高不下。為了不讓從台北到曼谷這段機票花太多錢，我選擇轉機長達六小時的宿霧太平洋航空。宿霧太平洋航空是許多人口中的「廉價航空」，既然它是廉價的，它就可能有兩種可能：要嘛就是「便宜沒好貨」，不然就是「物美價廉」或「俗擱大碗」。我覺得很難如此兩分。說它「便宜沒好貨」，好像是如此：從馬尼拉表定是馬尼拉時間早上六點三十分出發，曼谷時間早上八點五十五分抵達；但實際上運行的是，馬尼拉時間早上九點三十起飛，曼谷時間十一點四十分抵達。推遲了足足三個小時，再加上本來的轉機時間六小時，我就在馬尼拉機場待了九個小時。 我沒有辦菲律賓的簽證，竟讓我也在馬尼拉待了九小時，我想這也可以說它是「物美價廉」。宿霧太平洋航空在台灣的業務，似乎是交給復興航空，復興航空的地勤大概很少遇到台北出發經馬尼拉往曼谷的旅客，於是看到我的護照上沒有菲律賓簽證時，他們先和宿霧太平洋航空聯繫，聯繫的時間很長，長得讓我害怕無法上飛機。因為，復興航空大可以因為我沒有菲律賓簽證而拒絕讓我登機，不過我想復興航空做事也算是謹慎，只是做事的成分大於做人，少了點人和人之間應有的禮儀，不過反而讓我知識了一些機場和航空公司的運作。例如：如果沒有簽證或並非免簽證國家的人員進過海關，容許登機的航空公司是要被罰款的。所以他們會再三確認，才給你登機證。 我常常買轉機的機票，不過通常會在轉機的機場入境，所以實際轉機的經驗很少。在此次之前實際轉的經驗只有從台北經香港轉澳門(機轉船)和東京經香港轉台北(機轉機)。香港作為轉機點畢竟是比較有歷史的地方，馬尼拉應該就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地方了。這一趟在馬尼拉轉機的人員，連我共有五個人，四個人是從台北經馬尼拉轉曼谷，還有一個人不知打哪來的，不過經馬尼拉欲轉香港。飛機大概都是凌晨十二點前後到達馬尼拉第三航廈，再欲轉的飛機是在要等五、六點，所以我們勢必要在機場過夜。我們這些人無法入境，又必須在機場過夜，於是被安排在Green Zone(我到現在仍不知道如何用華語準確地稱呼之)。那裡有床、有椅子，感覺是有突發狀況，例如：懷疑攜帶毒品或非法入境時要被拘留的地方。我有點覺得新鮮地在機場渡過一晚，隔天在宿霧太平洋航空的地勤引導下，拿了登機證(或者說登機票，因為摸起來質感就像一般車票)，好像走貴賓通道般，搭了電梯又回到登機門了。在推遲了三個小時後登上飛機，宿霧太平洋航空還提供了一份Jolli Bee的快餐作為彌補，有炸雞又有飯，還有一杯我想是黑胡椒口味的馬鈴薯泥。看看，沒入境也沒換菲律賓幣披索，還在馬尼拉機場在有床的地方過了一晚，還吃了Jolli Bee，應該也算是「物美價廉」吧！ 經歷千辛萬苦，總算到曼谷了！搭上機場快線，再搭計程車往法政大學，就完成報到了！

 泰語(Tai Language)在中國境內相當於「壯侗語族」，在國外則是泰國和老撾的國語，還包括緬甸的撣語和阿薩姆(Assam)撣族統治者曾使用的今已消已的宏語(Ahom)，以及東南亞一些少數民族語言。關於泰語的系屬問題，一直都沒有決定性的結論。 根據李方桂的說法，其認為中國境內的的五大語系包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南亞語系、南島語系以及印歐語系。其中，漢藏語系又包括漢語族、壯侗語族、藏緬語族、苗瑤語族。然而，白保羅(P.Bendedict)卻認為「聲調」和「單音節詞」不能作為系屬分類的依據。此外，漢語和台語的語序為「主語-謂語-賓語」，但兩者的限制成份(定語)的位置，漢語在前面，台語在後面。 白保羅將壯侗語族、苗瑤語族、加岱語和南島語系，另外加上泰語，合併成澳泰(Austro Tai)語系，其認為台語、苗瑤語和印尼語有許多同源詞。澳泰語系大多數的語言，如印尼語，為多音節，但台語的詞是單音節，白保羅認為台語從漢語借來聲調，作為辨義的手段，為音節脫落的結果。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回輝話從南島語分離出來的過程，回耀話在海南島約一千年的歷史，受漢藏語的影響相當深刻。 也有人從「數字」來解釋這個這個語言的歸屬，可以看麻瓜語言學的介紹。

  另外一個相對於對比分析理論的，就是杜賴和柏特(Dulay&Bur，1973)提出的創造性結構理論(creative construction theory)。其接近於理查的偏誤分析，有點像其所說的「發展性」偏誤。是來自學習者自己的腦袋。起初，他們想知道究竟有多少比例的偏誤是因為母語的負遷移，多少比例是自身發展的。而羅傑布朗(Roger Brown，1973)則研究「語法型態習得順序」(morpheme acquistion order)。他發現人們學習第一語言的時候，好像有一套內在的課程大綱(internal syllabus)。杜賴和柏特則進一步比較西班牙語母語者和華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時的語法習得順序，其發現兩組具有相同的順序，這也使他們提出了「普遍語法習得順序」(universal morpheme acquisition order)。其發現整理如下： 多數的偏誤是自身發展的，非語際影響的結果；成人和小孩有相同的語法習得順序；其順序不論學習者的母語為何，具有普遍性。這當然有其研究方法上的問題，不過我們也可以有兩點觀察：從對比分析到偏誤分析，是一個從行為學派(behaviourism)轉向理性學派(mentalism)的過程，「內在的課程大綱」也和喬姆斯基所說的「語言習得裝置」(LAD)類似；另外，學習者都有一套「內在的課程大綱」了，那麼來自老師的另一套課程大綱(external syllabus)是否還需要？ 在實際進行教學時，我們或許可以這麼做：一、讓語言老師的課程大綱和學習者的課程大綱是一致的；二、語言老師讓教室變得像標的語的環境。

  關於語言的習得，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概念。為什麼小孩學習語言如此快速且成功？但學習外語的時候卻沒有相同的效果？卡拉申(Krashen，1982)認為「習得」和「學習」是不一樣的，而且他相信第一語言習得的方法，也是能夠應用在外語的習得。習得和學習有些地方不是一樣，習得是自然且對於語言結構並不是有意識的認知；學習則會有糾錯(error correction)和將規則分離(rule isolation)的現象。 通常小孩子學習語言主要透過父母親或家長，有四件事是這些父母親不會去做的：一、他們沒有一個「課程大綱」；二、通常父母親不會為小孩子多解釋語言是怎麼樣；三、沒有操練(drill)；四、沒有糾錯。父母親的溝通是訊息取向(message-focused)而不是形式取向(form-focused)的。 語言習得和其語言輸出有五個有趣的特徵：一、創造性建構(creative construction)；二、自然順序(natural order)；三、靜默期(silent period)從開始曝露於新語言到說出話為止；四、情感(affect)因素，即對於該語言所屬的文化越正向，學習成果會越好；五、簡化(simplified)的語言，洋涇濱(pidgin)或克里奧語言(creole continuum)。

觀察學習外語學生所犯的偏誤，它提供一些重要的線索指引我們了解學生學習外語的過程。在行為學派中，認為學習就是習慣養成的問題，而新習慣的養成和勢必受到舊習慣的影響，在心理學中稱之為遷移(transfer)。新舊兩個習慣之間有相同的特性，如從騎機車到騎腳踏車，這屬於正遷移；反之，則叫負遷移或叫障礙(interference)。羅勃羅多(Robert Lado，1957)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了對比分析理論(contrastive anlysis (CA) hypothesis)，我們可以預期德語母語者能夠比日語母語者更能駕馭英語，關於文章系統方面。對比分析理論可以用來預測和解釋學習者的偏誤，前者為強對比分析假設(strong CA hypothesis)，後者為弱對比分析假設(weak CA hypothesis)。儘管目前它不是主流，但仍不失其魅力，特別在行為學派的框架下。 當今的外語老師多是標的語的母語者，因此常面臨是否應該在上課時使用學習者的母語進行教學。 然而，當我們觀察學生所發生的偏誤時，常常是源自於標的語本身的結構，理查(Richards，1971)把這樣不是對比分析下預測的錯誤，而來自標的語本身結構的偏誤歸類為語言內(intralingual)的，此為相對於語際間(interlingual)。語言內的偏誤，和小孩子學習第一語言的偏誤很像，因此這樣的偏誤也可以說是發展性的(developmental)。理查把偏誤類型分為四類：過度概化(over-generalization)、忽略限制規則(ignorance of rule restrictions)、不完整地規則運用(incomplete application of rules)和錯誤的概念預設(false concepts hypothesized)。這也開始後面關於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的研究。

  部落格搬到這裡一陣子了，許多連結失效，趁著更新履歷的同時，把連結通通補齊。也把在詩力諾寺學校實習的影片整理。下面兩段影片是學校老師為我製作的。 這是由學校教電腦科的老師(Bon)製作的，使用的軟體和特效也比較精緻一些： 這是學校社會科老師(Neng)為我製作的，也是其進修時學習到的技能之一。雖然基礎且陽春，不過仍令人相當感動：

關於語言和語言學習，一直有兩派觀點，一個是實證派的(empiricism)，一個是理性派(mentalism，rationalist)，這也使它們的教學方法有所不同。一開始由結構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所開展的，從「田野語言學」(field linguistics)開始，其調查許多瀕臨死亡的語言，試圖透過「科學」的方法，記錄並分析語言，更將話語分成一個單位、一個單位(segments)，包括詞、語音、構詞等，也為此分類，如名詞、形容詞、動詞。這樣科學化的過程，使其與心理學聯結，也和行為學派(behaviourism)相關。 行為學派聚焦在「學習如何發生？」，三個基本概念有：制約(conditioning)、習慣形成(habit formation)和環境的影響(the importance of the “environment”)。其認為小孩子生而如白紙一般，其所經驗和曝露的外在環境，將成就他的表現。 理性學派則由喬姆斯基(Chomsky)為首，以「生成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最為有名。理性學派認為語言不只是其表面所被觀察到的樣子。小孩子生而具有一個語言習得裝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它幫助小孩子能夠理解複雜的任務。小孩子同樣從環境學習，但主體的成份較大。然而，喬姆斯基原先認為小孩子隨著環境的影響，語言的接收能力會退化，後來也進行修正。使得，實證派和理性派有趨於中道的方向。 如果你將自己所說的話打成逐字稿的話，你會發現當中有許多綴詞，在英語中，如「ums」和「ahs」，在華語中可能就是「然後」了！社會語言學派(socialinguistic revolution)便側重於與人溝通的能力(communicative)、約定俗成(the performed)以及禮貌原則(the appropriate, rules of use)(Hymes，1970)。社會語言學家在意的不是句子的結構而是該句子如何使用，正如《我讀Keith Johnson的〈What is there to learn?〉》所說的，問句可能命令句 。

前一章凱西討論了為什麼人們學習外語？這一章他討論關於學習外語，到底要學什麼？我們可以很直覺地說出，無非就是發音、詞彙和文法的知識和技能，這悠關於我們如何使用語言。然而，這些知識和技能是屬於所有語言都有的，也就是我們不需要學習就會擁有的。因此，我們需要學習的，就是「熟悉」在外語中出現的新成份。卡內爾和史旺(Canale and Swain，1980)認為溝通的能力可以由三個方面來檢視：語法(grammatical)、社會語境(socialingustic)以及策略性(strategic)。或稱系統能力(systemic competence)、社交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 系統能力包括：發音、語素、語法、詞彙；社會能力則包括禮貌原則(rules of use)和篇章原則(rules of discourse)；策略能力則是用以彌補溝通無法達成的言語或非言語的策略。 如果一個服務生用輕佻的用字遣詞來服務你，即便對話合語法，但你仍會覺得不舒服；某些文化以打招呼是「你好嗎？」，有些文化則是「你到哪兒去？」或「呷飽沒？」，僅僅作為問候，並非真正要取得訊息。將祈使句用問句表示，可以使得語氣和緩，但接受者可能把其視為真正的問句。以上這些情況，就是發生在人們對於語言的禮貌原則不熟悉所發生的情況。 而構成較長的演說或文章時則有銜接(cohesive)和連貫(coherence)要注意。能否熟稔語的篇章原則，則可從以上兩點檢視。 利用較多、或較簡單字的詞進行描述叫換句話說(paraphrase)；或者用已知的語言填入句子中；肢體動作也是屬於策略能力的應用。通常策略能是比較難在課堂上被教導的，唯其會在學習者曝露在溝通的情境下自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