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icky

隨著全球語言教學的轉變，我們越來越重視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運用語言的能力。傳統的語法教學法已經逐漸被強調實際應用的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取代。這樣的轉變對學生的口語能力有什麼影響呢？近期的一項研究揭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項研究探討了不同教學方法對高中西班牙語、法語和漢語學生口語能力的影響。結果顯示，採用能力為基礎教學法的學生比使用傳統語法教學法的學生在口語能力上有更好的表現。具體來說，在口語聽說評估（AAPPL）中，能力為基礎教學法的學生平均得分為5.98（相當於中級中等水平），而傳統教學法的學生平均得分僅為4.25（初級高至中級低水平）。 這項研究涉及北卡羅來納州一所K-12獨立學校的三級高中學生，通過比較2014年和2018年的學生數據，以及教師和學生的訪談資料，深入分析了這種教學方法的效果。研究發現，不同語言的學生在口語能力上的表現也有所不同，學習西班牙語和法語的學生表現優於學習漢語的學生。 更重要的是，教師和學生都認為，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不僅提高了學生的口語能力，還增強了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教學內容更加貼近實際生活，讓學生在課堂上能夠自信地用目標語言交流。 這項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支持教育界進行教學法的轉變。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在提升學生語言能力、學習動機和自信心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是教育工作者和決策者值得參考和推廣的教學方法。 如何進行？ 強調實際應用的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Proficiency-based Instruction）旨在提升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運用目標語言的能力。這種教學法與傳統的語法為主教學法不同，不僅僅注重語言形式和語法規則，而是注重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應用。以下是這種教學法的一些關鍵特徵和具體實施方法： 1. 聚焦三種溝通模式 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強調三種溝通模式，即解釋性溝通（Interpretive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和展示性溝通（Presentational Communication）。 2. 使用真實資源 在課堂上使用目標語言的真實資源，如報紙文章、影片、音頻和互聯網資源等，幫助學生接觸和理解語言的真實用法。 3. 設定明確的能力目標 每個課程和課程單元都有明確的能力目標，這些目標通常以“能做”聲明（Can-Do Statements）的形式表達，讓學生了解自己需要達到的語言能力水平。 4. 提供大量語言互動機會 課堂活動設計應注重提供大量的語言互動機會，鼓勵學生用目標語言進行交流。例如，角色扮演、小組討論、模擬情境對話等。 5. 以任務為導向的學習 設計以任務為導向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在完成特定任務的過程中使用目標語言。例如，模擬購物、訂票、餐廳點餐等情境，讓學生在實際應用中練習語言。 6. 提供建設性反饋 教師應注重提供建設性的反饋，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進步和需要改進的地方。反饋應注重學生能做什麼，而不是僅僅強調錯誤。 7. 綜合評估方法 使用綜合評估方法，包括形成性評估（Formative Assessment）和總結性評估（Summative Assessment），以多種方式評估學生的語言能力。例如，口語測試、小組討論評估、書面作業等。 8. 強調語言文化的結合 將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結合，通過介紹和探討目標語言國家的文化、習俗和社會現象，使學生能夠在文化情境中更好地理解和運用語言。 這些方法共同構成了一個以學生實際應用能力為核心的教學體系，旨在提高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運用語言的能力，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採用了混合方法設計（mixed methods design），以便全面探討能力為基礎教學法（proficiency-based instruction）對學生口語能力的影響。具體的研究方法如下： 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包括北卡羅來納州一所K-12獨立學校的三級高中學生。數據分別來自2014年和2018年，涵蓋西班牙語、法語和漢語課程的學生。此外，研究還包括該校的八位語言教師和十四名學生的訪談數據。 2. 研究設計 研究採用了收斂混合方法設計（convergent mixed methods design），同時收集和分析定量與定性數據。這種設計方式允許研究者從不同的數據來源獲取更全面的理解。 3. 定量數據 […]

在數字化時代裡，研究型圖書館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是Robert Darnton在2008年春季《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通報》中發表的文章《The Research Library in the Digital Age》探討的核心問題。隨著Google等數字化巨擘的興起，我們的圖書館是否將面臨轉型，或者可能逐漸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Darnton並沒有直接給出答案，而是通過檢視信息傳播的歷史來尋找解答。從古埃及象形文字到今日的互聯網革命，信息技術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在塑造我們的溝通方式。然而，這位學者提出了一個關鍵觀點：每個時代都是信息時代，且信息本質上一直都是不穩定的。 本文將探討Darnton的觀點，特別是他對於研究型圖書館在數字化浪潮中仍保持核心地位的堅持。我們將分析數字化對圖書館功能和角色的實際影響，以及為什麼儘管面臨數字化挑戰，傳統圖書館的價值依然不可替代。 四次信息技術的重大變革 四次信息技術的重大變革對信息傳播速度的提升及信息穩定性的影響是顯著的，具體如下： 這四次變革每一步都極大地擴展了信息的傳播範圍和速度，但同時也使信息的穩定性面臨新的挑戰，因為每種新技術都可能引入新的信息變異方式，使得保持信息的原始性和準確性變得更為複雜。 研究型圖書館 研究型圖書館長期以來一直是學術研究和知識探索的中心。即使在數字化和網絡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研究型圖書館仍然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原因如下： 總的來說，研究型圖書館是學術活動的核心部分，提供了必需的資源和環境以支持學術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並促進知識的創造和傳播。它們在教育和研究中的作用遠遠超過了單純的信息收集和分發。在數字時代，圖書館的角色應當被強化而非淡化，這是確保學術活動質量和持續性的關鍵。 Darnton, R. (2008). The Research Library in the Digital Age.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61(3), 9–15. http://www.jstor.org/stable/40481176

去年 11 月，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活動──GPT-4 提示詞工程競賽。在超過 400 名參賽者中，Sheila Teo 脫穎而出，她使用的秘密武器是由 GovTech 的數據科學與人工智慧團隊開發的「CO-STAR」框架。這個框架以其整合性和高效性，成為構建提示詞以獲取大型語言模型（LLM）最有效回應的絕佳工具。 CO-STAR 框架 CO-STAR 框架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指南，幫助使用者在構建提示詞時考慮到所有影響 LLM 輸出的重要方面。以下是框架中每個組成部分的關鍵作用： C 代表 Context（背景） 背景提供了有關任務的必要資訊，幫助 LLM 理解正在討論的具體情景，確保回應的精確度和相關性。 O 代表 Objective（目標） 目標明確定義了您希望 LLM 執行的任務。清晰地界定目標有助於 LLM 集中其回應，以達成該特定目的。 S 代表 Style（風格） 風格指定了所需的寫作風格，可以是某位著名作家的風格，或者是某個專業領域的專家，如商業分析師或 CEO。這一規範指導 LLM 採用符合用戶需求的表達方式和詞彙。 T 代表 Tone（語氣） 語氣設定了回應的情感或正式態度，可包括正式、幽默或富有同理心等。此組件確保 LLM 的輸出與預期的情感或情感背景相符。 A 代表 Audience（受眾） 確定受眾對於回應的定制至關重要。無論受眾是領域專家、初學者還是兒童，回應都必須在給定的背景中適當且易於理解。 R 代表 Response（回應格式） 回應格式規定了 LLM 應如何結構化其輸出，這對於與下游任務對齊至關重要。無論是需要列表、JSON 文件還是專業報告，指定格式都確保了輸出正是所需的。 用CO-STAR […]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會經歷一些“如果我當時這樣做就好了”的時刻。這種思維方式，被心理學家稱為“反事實思考”，它不僅是一種常見的心理現象，更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情感反應。想像一下，當你錯過了重要的面試或一次難得的會面僅僅因為出門晚了五分鐘，這種情況下你可能會感受到強烈的遺憾或失望。這種情緒的強度，往往與你認為自己有多接近成功成正比。 今天，我們將探討這種反事實思考是如何運作的，以及它如何塑造我們對錯過機會的感受。我們將通過兩位乘客的故事來說明這一點，他們都因為不同的原因錯過了飛機，但他們的情感反應截然不同。這不僅是一個關於時間和機會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人類如何處理“接近而未達成”的遺憾和失望的深刻洞察。 誰比較遺憾？ 反事實思考對情感的影響非常深遠，尤其在遺憾、失望和其他負面情感的形成上扮演重要角色。以下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反事實思考是如何影響情感的： 想像有兩位乘客，Mr. A和Mr. B，同時錯過了飛機。Mr. A因為交通堵塞遲到了30分鐘，而Mr. B只錯過了起飛時間5分鐘，因為他在機場的安檢隊伍中花了太多時間。 在這種情況下，Mr. B可能會感受到更強烈的遺憾和失望，因為他的情況符合典型的反事實思考模式：“如果我沒有選擇那條慢的安檢隊伍，我就能趕上飛機。”這種思維方式突出了一個非常接近成功的情景，使得錯失的機會看起來只是一線之遙，進而放大了遺憾的情感。 相比之下，Mr. A可能會感到失望，但他的反事實思考路徑並不像Mr. B那樣直接或容易想象。交通堵塞是一個較難預測和控制的外部因素，這使得他的情感反應可能不會像Mr. B那樣強烈。 這個例子顯示了如何通過評估與實際結果相比“本來可能的但未發生”的替代情境，人們的情感反應會如何改變。反事實思考增強了對未實現結果的感知親近感，這在心理上創造了一種更強烈的情感反應，如遺憾和失望。 模擬啟發式 模擬啟發式是一種心理過程，用於評估和預測事件的可能性及其結果。這種方法通過建立一系列假設情景來運作，以此來模擬可能的未來結果。以下是一個例子來說明模擬啟發式是如何運作的： 想像一個經理正考慮是否應該推出一個新的產品線。為了評估這個決定的可能後果，經理進行了一系列心理模擬： 這個例子顯示了模擬啟發式如何幫助決策者通過心理模擬不同情景，來預測和評估決策的可能後果，從而做出更有信息和考量的決策。 研究方法 研究者們進行了多個實驗，以探索人們如何進行心理撤銷（mental undoing）過去事件，特別是在評估遺憾和失望的情感時。以下是研究的基本步驟和方法： 這些研究方法使得研究者能夠深入了解心理模擬過程中使用的認知規則，並揭示了反事實思考對情感的影響。這項研究提供了對人類如何處理遺憾和失望的情感反應的深刻見解。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81). The Simulation Heuristic. Technical Report, Stanfo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在忙碌而資訊爆炸的世界中，我們常常需要迅速做出決策。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是如何在短時間內，對一個人或一件事作出快速判斷的呢？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依靠我們的直覺，或者更學術一點說，是利用了心理啟發法則中的「代表性」。 想像一下，你在一個國際會議上看到一位穿著整齊西裝、手持筆記本認真記錄的中年男士。在這樣的情境下，你可能會本能地認為這位是一名教授，因為他的外表和行為符合我們對「教授」這一角色的典型印象。這種基於直觀印象的快速判斷，就是代表性啟發法則在作祟。 然而，這種判斷方式真的可靠嗎？它有可能讓我們忽略了更多可能的情況，例如該男士可能是一名商人或律師。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探討代表性啟發法則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決策，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它可能導致我們的判斷出現偏差。通過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心理機制，我們可以更加明智地處理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和决策。 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心理啟發法則——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是認知心理學中的一個概念，描述了人們在做出決策和判斷時，如何根據對象與特定類型或情境的相似度來評估概率。這種思維方式讓我們可以快速地處理信息和做出決策，但有時也會導致錯誤。 當人們使用代表性啟發法則時，他們往往假設，如果某個對象在某些顯著特徵上與某個類別相匹配，那麼該對象很可能屬於那個類別。例如，當看到一個人穿著白大褂在實驗室中工作時，人們可能會立刻認為他是科學家，因為這種裝扮和環境符合「科學家」這一職業的典型形象。 然而，這種啟發法則有時會忽略重要的概率信息，如基礎率（即在沒有其他信息的情況下某事件的發生概率）。例如，在知道某地區99%的居民不是科學家的情況下，即使一個人穿著白大褂在實驗室，也不應該立刻得出他是科學家的結論。 此外，代表性啟發法則也可能導致“賭徒謬誤”（gambler’s fallacy），即人們錯誤地認為如果某一事件（如拋硬幣出現正面）連續發生多次，那麼接下來發生相反事件（出現反面）的概率就會增加，這忽略了每次拋硬幣是獨立的事件，其結果並不受之前結果的影響。 因此，雖然代表性啟發法則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一種快速簡便的決策工具，但它也有可能導致偏誤和不準確的判斷，特別是在涉及精確概率評估時。了解這一心理機制的局限性有助於我們更加謹慎地評估信息，作出更合理的決策。 研究方法 在Kahneman和Tversky的1973年研究中，他們通過一系列實驗來探究人們是如何依據代表性啟發法則進行直覺性預測的。這些實驗涉及不同情境，以展示人們在預測時如何偏好看似代表性的信息，而忽略其他統計上重要的因素，如基礎率和證據的可靠性。以下是一些具體的實驗設計： 1. 分類預測和數值預測的比較 在實驗中，研究者將預測任務分為兩大類：分類預測和數值預測。在分類預測中，參與者需要基於提供的證據（如個人描述）來預測一個名義結果，例如某人的職業。在數值預測中，預測則以數值形式給出，如學生的學業成績。 2. 代表性的應用 研究者進行了多個實驗，讓受試者根據提供的特定證據（如個性描述）來排序或選擇最可能的結果。這些結果通常是根據其與證據的相似度（代表性）來排序的。 3. 基礎率的忽略 在一些實驗中，即使提供了不同結果的基礎率信息，參與者仍然傾向於根據代表性來作出判斷，而忽略了這些基礎率。例如，即使給出某職業的從業人數比例，參與者仍可能基於個性描述來做出與基礎率不相符的預測。 4. 預測準確性的影響 在另一組實驗中，研究者探討了當改變預測準確性預期（通過告知參與者預測準確性高或低）時，參與者的預測策略是否會改變。結果顯示，即使在預測準確性較低的情況下，參與者仍然傾向於根據代表性來作出預測，而不是更加依賴基礎率。 5. 認知偏誤的識別 這項研究還揭示了人們在預測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其他認知偏誤，例如對統計回歸的錯誤直覺和過度自信問題。 這些實驗揭示了在面對不確定性時，即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個體，也可能依賴直覺而非統計原理來做出判斷和預測，從而突顯了心理啟發法則在日常決策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啟發 Kahneman 和 Tversky 的 1973 年研究給我們提供了對於決策行為的深入理解，特別是在預測和評估不確定性時我們是如何依賴心理啟發法則的。這項研究不僅揭示了人類思考的一些基本模式，還對教育、商業、法律、醫療等領域的專業實踐提供了重要啟示： 總之，Kahneman 和 Tversky 的這項研究不僅豐富了我們對人類認知過程的理解，也為改進決策制定過程提供了實用的見解，促進了跨學科的研究和應用。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3). 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80(4), […]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天都會面臨各種決策，從選擇早餐吃什麼，到決定是否應該換工作或購買保險。多數時候，我們希望自己的選擇是理性的，即做出能帶來最大利益的決策。然而，當事情涉及風險和不確定性時，我們的決策過程就變得更加複雜。傳統的理性選擇理論假設人們會計算每個選項的預期利益，並選擇最佳的一個。但是，現實生活中，人類的決策常常不符合這種理性模型。 心理學家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eman的研究揭示了這一謎題背後的原因。他們的研究表明，我們的決策受到所謂的「框架效應」的影響，即問題的呈現方式會影響我們的選擇。例如，面對損失時，人們往往比面對同等規模的收益更願意冒險。這些心理學動態如何塑造我們對風險的看法和決策行為？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們將探討理性選擇理論在面對現實世界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時遇到的挑戰，以及前景理論如何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現象。 理性選擇理論 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假設決策者會根據最大化預期效用來作出選擇，這意味著人們在面對決策時會評估各種選項的可能結果和發生的機率，然後選擇預期收益最大化的選項。然而，在涉及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決策問題時，理性選擇理論的應用會遇到幾個挑戰： 涉及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決策問題 三個涉及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經典決策問題： 這些例子用簡單的語言展示了人們在面對不同風險時的行為方式，以及如何根據情境的不同作出決策。 啟發 這個內容向我們展示了決策行為背後的心理學原理，給我們帶來了幾個重要的啟發： 總之，這些研究不僅揭示了決策過程中的心理學動態，還為如何設計和改進決策提供了實用的指導，使我們能在多變和不確定的世界中作出更明智的選擇。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4481), 453-458.

這個文章講述了人們在判斷和決策時常犯的錯誤，特別是因為「可得性捷徑」這個心理學概念。這個概念指的是人們在判斷事件的頻率或概率時，往往依賴於他們最容易記住的例子。 文章指出，由於可得性捷徑，人們會出現一些系統性的偏見。例如，人們可能會高估一些事件發生的概率，只因為他們最近經歷過或聽說過類似事件。這可能導致對數據的誤判，進而影響決策。 該文章還討論了這種偏見在各種情境下的表現，包括在臨床判斷、組合問題和判斷共現頻率時的偏見。這表明即使是專業人士也會受這種偏見的影響。 研究方法 通過心理學實驗和案例分析，來探討人們在判斷和決策過程中如何受到可得性捷徑的影響。具體來說，他們可能會使用不同的測試和實驗來檢驗參與者對特定事件的頻率或概率的判斷，然後分析其中的偏見和誤判。 以下是可能涉及到的研究方法和步驟： 這樣的研究方法幫助研究者理解人們在決策時如何被心理學上的偏見所影響，以及這種偏見在不同場景中的具體表現。研究的結果可以應用於改善決策質量，並提供有助於減少偏見的方法。 決策場景 模擬現實生活中的決策場景，以探討可得性捷徑如何影響人們的判斷和決策。這些場景通常涉及一些常見的情況，讓參與者根據他們的直覺和經驗進行判斷。以下是可能涉及的決策場景： 這些模擬決策場景旨在模擬日常生活中的情況，以便研究者能夠分析和理解可得性捷徑對人們決策過程的影響。研究結果可以為改善判斷和減少偏見提供見解。 結論與啟示 主要結論和啟示的摘要： 這些結論和啟示強調了可得性捷徑在判斷和決策中的重要性，並指出了改善決策質量的方法。它為理解人類決策的偏見提供了新的見解，並為未來研究提供了方向。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73).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5(2), 207-232.

這篇文章「Program Drift: The Rational Road to Policy Perversity」的主要內容包括： 總體而言，這篇文章強調了政策制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以及如何在政策執行中避免計劃漂移。 加拿大非營利住房計劃 加拿大非營利住房計劃（Canadian Non-Profit Housing Program）是一個旨在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提供經濟適用住房的計劃，與傳統的公共住房不同，其特點在於非營利組織的參與和管理。以下是該計劃的主要特徵和目的： 然而，該計劃在運行過程中也面臨一些挑戰和困難，包括： 總體而言，加拿大非營利住房計劃在提供經濟適用住房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需要應對一系列挑戰，以確保它能夠有效地實現其社會目標。 使計劃漂移的關鍵偏離 加拿大非營利住房計劃最初的目標是提供經濟適用的住房，促進社區融合，並通過非營利組織進行管理。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該計劃發生了幾個關鍵的偏離，這些偏離導致其與最初目標不一致： 這些因素共同導致加拿大非營利住房計劃的偏離，減少了其提供經濟適用住房和促進社區融合的能力。解決這些偏離的挑戰需要更好的政策設計、持續的監測和評估，以及確保非營利組織的社區基礎特徵得以維持。 官僚化的管理方式的影響 更官僚化的管理方式通常指在行政和決策過程中增強的規則、程序和層級制度，導致管理變得更加僵化和缺乏靈活性。在加拿大非營利住房計劃的背景下，這種官僚化的管理方式可能包括： 這些官僚化的特徵會削弱非營利住房計劃的初衷，阻礙該計劃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提供有效服務的能力。克服這些問題需要簡化規則、增加社區參與，以及建立更靈活和反應迅速的管理體系。 解決方案和預防措施 解決方案和預防措施可以幫助非營利住房計劃避免官僚化管理方式的負面影響，並保持其初始目標。以下是一些建議的策略： 這些解決方案和預防措施可以幫助非營利住房計劃在保持其原始目標的同時，避免官僚化管理的負面影響，並確保計劃能夠有效應對社區需求和環境變化。 Carroll, B. W. (1995). Program Drift: The Rational Road to Policy Perversity. Canadian Journal of Urban Research, 4(1), 21–41. http://www.jstor.org/stable/4432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