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icky

不同語言的論元結構和背後運作的機制(Julia Herschensohn《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ge》的〈Behind time: process and schedul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閱讀筆記)

詞彙中有一個面相是字詞的形成中和句法互相結合的部份,這個我們稱之為「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不論句法,或特別討論到補語的語義或構詞時,都逃不出它的魔掌。單一論元的及物動詞(intranstive),可以再分兩類非作格(unergatives)和非受格(unaccustives)。索拉斯(Sorace)討論到,即使兩個在語言上不一樣的及物動詞,第二語言學習者還是可以對於新語言的及物動詞有敏銳度。屬於「非受格」的部份,是在索拉斯看來,指的是核心的部份,具有動態(dynamic)、有目的(telic)、具體的(concrete)。索拉斯認為第一語言有顯著的影響表現在第二語言上,就算無法達到完美,也至少有像母語者使用的機制。 日語和英語的動作動詞(motion verbs)也有類似的情形。在英語中,動詞允許包括兩個論元:方向(directed motion)和方式(manner of motion);日語只允許方向一個論元存在動詞裡,而必須透過詞綴將方式進行附加。再從語義上著手的話,英語和日語透過不同方式把語義整合進詞彙裡,英語將地點(place)和路徑(path)整合進介系詞裡頭,例如:to;日語則把路徑整合進動詞裡,而且動詞只能從方式或方向動詞中擇一。母語是論元少的語言,學習論元較多的語言時,需要透過概化(overgeneralization),需要透過環境給予正面的輸入;母語若是論元多的語言,學習論元較少的語言時,則要略化(undergeneralization),過度使用時,必須要有負面的糾正,例如語言老師的提醒,才會意識到母語和第二語言的差異。西語和英語在關於情況改變(change of state)和情緒方式(manner of motion)也有類似的情況。

母語者和二語者的心理詞彙背後有什麼異同?(Julia Herschensohn《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ge》的〈Behind time: process and schedul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讀書筆記)

關於詞彙的學習主要有兩種,一者偶然的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二者是有意的學習(intentional or attended learning)。學習語言初期,都需要先經歷有意的學習,而且當英語字彙量累積到六千字、華語累積4000個字之後,而較能夠進行偶然的學習。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詞彙,不僅在網路結構相似,詞項的知識和對頻率的敏感度也是相似的。也有人以自然輸入(naturlistic input)和教學(instruction)進行討論,通常著眼真實性(authenticity)時,自然輸入會比較受到歡迎。研究指出,透過教學進行字詞的新屬關係(cognates)對應,可以在學習新語言時,有顯著的幫助。即便第二語言的學習者進入中級程度,其心理詞彙仍無法像母語者的詞彙網絡那樣鞏固。在對於母語者和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詞彙關連試驗中發現,母語者將詞彙進行關連時,通常以語義為基礎,第二語言學習者則以語音為基礎,有點像有邊讀邊,沒邊唸中間。即當我們無法知道其詞彙的語義時,便先去唸一唸。有人認為該研究測試使用的詞彙屬於相點低頻的字詞,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研究結果。 比較下面三組輸入或詞彙學習策略對於學習者的影響:一、使用潤飾過的輸入(premodified input);二、學習者向老師詢問的輸入(interactoinally premodified input);三、學生間協商的輸出(negotiated output);研究顯試,第三組透過產生新字詞的過程,使得其學習詞彙更深入。 構詞方面,比較西班牙語母語者和華語母語者學習英語的中級程度學生,發現西班牙母語者對於詞尾複數出錯的次數是高出華語母語者兩倍。「普遍語法在特定的句法特徵時是有限制的。如何讓這些特徵能在語音上被理解是另一回事,這特徵是特屬於語言的。」 相對機制模型(dual mechanism model)和相對片語表示(Dual Idiom Representation)有相似之處。我們可以將片語分有可分解(decomposable)和不可分解(non-decomposable)兩種,這兩種片語恰恰儲存在兩個不同的詞彙區,正如母語和第二語言中,都有相對機制模型以解釋詞彙和語法一般,前者要死記硬背,後者可以找出規則。

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Meaning in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二

我們可以用唯物觀(objectivist)和經驗觀(experientialist)這兩個取向去看心性,這兩個取向正好可以極端地回答前一篇文章的八個問題。從唯物觀來看心性,這個心性是模組化的(modular)、現實是結構的,而心性和現實的關係像鏡子,心性反映外在現實。唯物觀認為心性是和身體獨立的,心性好像一個抽像的機器,心性是軟體,身體是硬體。語言是人類獨特且獨立的能力,是眾模組之一,由心性眾管。語言是本具的,我們生而擁有語言能力,其受到普遍規則(universal rules)所規範。即本具的語言能力相同,學習任何語言都可以,只要在早期有足夠的語言輸入(linguistic input)。對於語言和思相的研究,形式(form)比意義(meaning)重要。意義是世界上符號(symbols)和事物(thing/events)的對應,可以透過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s)和充分條件(suffieient conditions)加以定義。事實和意義是緊密連結的,意義是建立在事實之上。世界已經預先存存,而我們的概念化正好反應了世界的結構。語言正是概念化的表達或表現。 經驗觀和唯物觀幾乎是完全相對的邏輯。心性是整體的(holistic),這個世界是由人類的心性所投射出來的現實,是人類具有想像力的創造。心性和現實的關係是,我們利用我們的經驗和感知去反映這個世界。直觀(literality)和譬喻(figurative)是心性的兩個重要特徵。以「爭論」(argument)為例,當人們認為參與爭論的人彼此相對立,並有防禦和攻擊的行為產生,則將其詮釋為戰爭(war/battle)。這個作戰爭的理解即是心性比喻的理解,這說明心性具有直觀和譬喻的特徵。而身體行為所做的任何決都是由我們的心性所致,心性依託於身體之上。我們認為樹是高的,是來自於我們的身體與外在世界的互動,這個概念化的分類稱互動性成份(interactional properties)。語言的運作,正如心性其它認知能力運作一般,比方:分類、知識框架(framing knowledge)、圖形背景組織(figure-ground organization)…等。此外,經驗觀認為語言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意義和概念化過程。意義來自我們對於事物的鑲嵌(embodiment),因為我們認為樹是高的。於此,意義不只是概念化的內容,它更是我們如何詮釋(consture)概念化的內容。事實並非句子(sentence)和狀況(situation)的直接對應,唯有在相對了解情況(relative to a particular understanding of a situation)之後才可以說進入事實。世界是非結構的,是人類使它存在結構的,而語言系統正是這使它結構的絕大部份。語言可以形塑我們的思考模式。 「語言相對性」(linguistic relativity)是在《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這本書中會用來解釋「語言是否會表達思想?語言是否使我們在歷史洪流中造成相對的一側?語言自身是否造成語言的普遍性和人類的相對性?」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如此指出語言相對性的原則:語言背後的系統,不只是想法發聲的工具,它同時是想法的塑模,心性活動的程式、指引,這包括人們的對於外在事物的分析(analysis of impressions),以及在內心事物的整合(synthesis of his mental stock in trade)。「空間」是沃夫認為具有普遍性的領域,在英語或說歐洲的共同語(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和荷皮語(Hopi)中,從經驗上來看是同一個形式,所以其具有「普遍性」,也就是心性是建立在身體之上的。另外,李明遜(Levinson)則發現在嗄古依米笛亞(Guugu Yimithirr)的的語言中,和英語對於空間方位的表述不太一樣,嗄古依米笛亞語會使用絕對的方位;而英語則多是使用相對的方位。嗄古依米笛亞人似乎在心裡面有一個地圖,把天下的事物、方位都記在這個地圖裡。李明遜說,我們依賴身體的經驗就好像「自我中心、向前看、向前走的兩足智人漂盪在這個受地心引力所吸引的星球上」。人類的身體在知覺的建立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們大多數的思想是沒有意識的,我們日復一日地進行著自動化(automatically)且不費力(without any effort)的渡日。

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Meaning in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一

關於人類認知主要有幾個關心的議題:一、知識的本質;二、我們如何獲取知識;三、知識如何在心裡面再現。而人們的內心是由什麼面向和能力組成的呢?眾說紛紜,來自日常生活經驗或語言使用的,包括傾向、注意力、知覺、情緒、夢、個性;也有意志(volition)、記憶、信念和學習;或者如佛洛依德(Freud)說以無意識(unconscious)相對於意識;傳統上,主要有四個面相:一、理性思考(reason-thought-thinking);二、道德感(morality);三、情緒(emotion);四、意志力(willing-volition)。當然心理的語言在此也有一席之位才是。人們使用其和外在世界的互動進行心理認知的運作,這包括知覺、注意力、分類、觀點、圖形背景知覺(figure-ground alignment)、圖案基模理解(image-schematic understanding)和外力動態(force dynamics)等,都在不同的原則下以「年紀」檢視。如果我們更深入地去問關於人類內心的問題,那可能包括: 一、內心中的不同面向是由同一個或不同處理過程所掌管?有同一個處理過程的話,我們說那是整體觀(holism)的;由不同部分運作的話,那我們說它是模組化的心理(modularity of mind)。 二、現實(reality)的本質?世界的模樣是結構的(structured)?或非結構的(unstructured)? 三、內心世界(mind)和外在現實(external reality)的關係為何?有人說內心反映已存在的事實,是一面現實世界的鏡子(mirror of reality);有人說我們的心多多少少會和實際的真相(actual reality)有落差,這使得人們對於真相有更多創造的空間。 四、那心性(mind)和身體(body)的關係為何?有人說心性和身體是彼此不相關的;有人說心性是抽像的,可以跨越身體的界線(transcendent)。 五、何謂語言?究竟語言是本具的(innate)?還是獲得而來的(acquired)? 六、何謂意義(meaning)?我們是知道事物的特徵之後,而後能夠說我們知道指涉這個事物的字詞的意義?還是我們透過概念化之後,將概念的意義區辨後,知識在內心裡頭成形? 七、何謂事實(truth)?在語言和外在世界的條件不變下,我們是否能夠維持句子和世界事物的狀態的的直接關係? 八、語言和認知的關係為何?語言是否是思想的表達?語言是否形塑了我們的思想? 我們可以用唯物觀(objectivist)和經驗觀(experientialist)這兩個取向去看心性,這兩個取向正好可以極端地回答上述八個問題。

我讀洪歷建《全球語境下的海外高校漢語教學》的〈對外漢語初學者的閱讀過程初探〉

漢字的讀寫在華語教學中一直被認為是學習華語的瓶頸,主要原因在於漢字的發音、字形和正字法的關係有別於拼音語言和文字的關係。回顧關於閱讀的研究,發現在第一語言為英語的閱讀研究中,有兩個策略被普遍使用:其分別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策略。自上而下是較高級、宏觀的閱讀策略;自下而上是以識別、理解詞語為主的微觀策略。而第二語言的閱讀中,則包含著將第二語言翻譯母語的過程,其稱心理翻譯或頭腦翻譯,會六種過程產生,包括以課文為主導因素的詞語識別、音素解碼和句法特徵識別,以及以概念為主導因素的文章內部的了解、已有知識和元認知。至於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閱讀研究中,即需要具備將有意義的詞語單位從文章中分離出來的技能,稱分界技巧(parsing skill)。已知研究中,學習者認為漢語閱讀中的因難有:一、形似漢字易混淆;二、分界技巧待發展;三、漢語句法結構(主語-謂語)不同於母語(主詞成分-動詞成分)。 〈對外漢語初學者的閱讀過程初探〉透過對於華語初學者(學習課時27小時和57小時)進行網上短文閱讀的研究。研究結果認為學習者的閱讀困難包括:一、漢字的識別、記憶和重現;二、分解出有意義的單位;三、不同字體相同漢字的差異;四、華語名字難以識別;五、猜測字詞的能力;六、建立漢字網絡;七、語法困難。相較於前人的研究,初學者的閱讀的難點有共同點,也有特屬於初學者。而閱讀策略方面,發現:一、使用自下而上的策略大於自上而下的策略;二、心理翻譯;三、用非語言學符號標記課文;四、給漢字寫上拼音或解釋;五、利用周圍的詞或上下文;六、默讀字音;七、使用其它語言的閱讀技能;八、利用語法線索;九、元認知。 〈對外漢語初學者的閱讀過程初探〉對於華語漢字閱讀在華語教學有以下建議:一、初學者課堂中應包含閱讀策略的教學;二、兼顧部首教學和語言塊來發展學生的漢字網絡;三、帶領學生寫漢字、寫短語、組句的過程不宜省;四、人名可以使用某種形式標出,並盡可能地使用同一個字型;五、分界技巧於華語閱讀扮演一定角色。 華語不同於世界上大多數語言,在於華語使用漢字作為訊息承載的工具。因此,華語老師可能會把「漢字教不教?」的問題放在「漢字怎麼教?」之前。基礎教育普及之後,我國識字人口大幅提升,識字的人口遠超過不識字的人口。但不識字的人若生活在華語社會中不會遭致困難的話,那麼華語學習者即便目不識漢字,但能說得一口漂亮的華語,似乎也是可以在華語社會交際、溝通。然而,也有人說,學習語言是認識另一個世界的窗戶,而漢字和華語有密不可分的關連的話,那麼學習華語不學習漢字,豈不像買櫝還珠一樣?

我讀Alice Omaggio Hadley《Teaching language in context》的〈On teaching a language〉:建議教學法(Suggestopedia)

「人本」取向(humanistic approaches)的語言教學發展,可以說全部都是源自於心理治療的方法,所以對於個人的情感發展相當關注。人本取向的語言教學法有三個特別受到注意,其分別是:團體語言學習法(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靜默教學法(the silent way)以及建議教學法(Suggestopedia)。下面,我們將就建議教學法進行更深入的了解。建議教學法,又稱「建議促進教與學」(Suggestive-Accelera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或「拉薩諾夫教學法」(Lazanov Method),拉薩諾夫就是開創此教學方法的保加利亞心理治療師。建議教學法的氣氛有以下特徵:柔和的燈光、巴洛克式的音樂、愉悅的教室佈置、舒服的座椅,而且老師會使用相當戲劇性、浮誇的表演技巧去呈現即將學習到的材料。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完全放鬆,使學生能夠展開心胸、毫無防備地去學習。讓學生的左腦和右腦同時使用,既進行有意識地學習,也進行潛意識地學習;即使用分析的能力,也使用整合的能力。此教學方法的原則有二:一、讓學生反璞歸真(infantilization),幫助學生重新獲得兒童學習新事物的能力;二、讓學生進入一個仿被動的狀態(pseudopassivity),即生理是放鬆的,而心理是專注的。 具體落實建議教學法時包含三個部份:前置作業、教材呈現、教材內化。在前置作業中,每個學生都會被指派一個新角色,有新的名字象徵一個新的人生的開展。這一部份的主要透過對話、遊戲、笑話等,幫學生檢視各個角色或教材。而教材呈現時,則可以使用文法翻譯法,盡可能地直接使用標的語進行。教材應具有連續性,符合前置作業中所安排的情節和脈絡。最後,教材內化的部份,則要讓學生在無意識的狀態下去記憶教材。「放鬆技巧」和「韻律呼吸」就是用來幫助學生將教材內化。這時老師給予學生有抑揚頓挫的朗讀和建議,一方面避免學生睡著,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在心裡唸跟著老師所朗讀的複誦。教材內化過程約20到25分鐘後,即可用較快、較愉悅的音樂讓學生走出放鬆的狀態。建議教學法至此,算是完成一個循環。 人本取向中的團體語言學習法和靜默教學法都被認為缺乏標的語文化(target culture)、生存的技巧(survival skill)或道地的(authentic)語料,但建議教學法中,不論在前置作業、教材呈現或教材內化時,對話和教材都是奠基於標的語文化的。在前置作業和教材內化中,包括語言使用的準確、文化結構的解釋和教材教授的過程,都是有趣的學習歷程。如果不考慮課堂進度或針對老師都是為學生特別準備語料的話,這可以說是一個無懈可擊的語言教學法。

我讀Alice Omaggio Hadley《Teaching language in context》的〈On teaching a language〉:直接教學法(direct method)和自然教學法(natural approach)

「直接教學法」(the direct method)是在移民社會下,由於學生有不同的語言,以及老師自身語言能力的限制下所發展的教學方法。而後,「自然教學法」(the natural approach)在類似的脈絡下產生,並對於直接教學法進行加強和補充。下面,我們將更仔細地了解「直接教學法」和「自然教學法」。直接教學法是基於兒童學習母語的方式所發展的教學方法,直接使詞彙和片語與物品和動作連結,避免使用學生的母語以發生干擾。直接教學法相信,透過聽取大量的語料,可以理解標的語。其特徵包括:一、利用課堂物品和動作進行學習;二、利用換句話說(paraphrases)而不是使用翻譯;三、學生會聽到簡化過後,完整且有意義的句子;四、要求正確的語音,使用標音的符號;五、不刻意地進行文法教授,鼓勵學生自行歸納文法;六、不鼓勵使用字典或翻譯進行閱讀。此教學法被認為缺乏糾正(correction),因此造成早期石化(fossilization),儘管有流利(fluency)的口說,但卻不正確,好像在母語骨架結構上長著外語詞彙的肉一般。 隨著直接教學法的發展,後來產生了自然教學法。自然教學法認為「學生能夠在課室環境下學習第二語言的『溝通』」,其中「溝通」指的是具備中等(intermediate)的熟練度(proficiency)。即學生和母語者之間的溝通是可以不費心力、不會有導致焦點模糊的錯誤。由於目標是構通,所以對於結構正確的期待會稍低。自然教學法有以下準則可以遵循:一、課堂活動的設計,以激發溝通為目標。文法解釋不在課堂上進行;二、不進行糾錯(error correction);三、允許學生使用母語,並讓學生專心於理解課堂教學及活動。為了讓學生理解課堂的教學,使用簡化的言論或「外國人言談」(foreigner talk)是有必要的。外國人言談指的是較慢的語速、清楚的發音、避免簡縮、較長的暫停以及加大的音量,並透過解釋、換句話說、手勢、圖片去定義新字詞,同時簡化句型和使用冗贅,以能夠於簡單的句型中傳遞多餘且有助於理解的訊息。詞彙的學習優先於語法,約莫500個詞彙量前,都只是大量地聽。其目標在於能夠「生存」在第二語言的社會中。發展初期,自然教學法不進行文法項目的教學,但後期也承認文法教學具有其正向的角色。 直接教學法和自然教學法若我們顧名思義的話,很容易將它們視為相等的教學方法。更準確地說,我們應該把它們視為同一個發展脈絡下,不同時期教學方法的演進。前者因為早期移民而發展,後者以學生生存為導向進行修正。

我讀洪歷建《全球語境下的海外高校漢語教學》的〈歐盟語言政策和大學外語教學〉

語言政策可以分為顯性和隱性兩種,前者是政府或機構以文字表達目標的文件,後者則可以透過其一系列的行動,間接體現其政策。歐盟在一體化的過程中,「語言政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語言」被認為是公民共有的權利,為了讓公民有發展的機會和便利,所以歐盟於一九九五年發表《語言政策白皮書》,其以歐洲一體化為目標,希望建立跨文化交流和多種語言應用的能力。歐洲的語言政策基於公民共有的權利,所以也呼應「民主」和「平等」的原則,承認歐盟成員國各國語言平等。歐盟成立之後,各國人員交流頻繁,原先的各國語言平等無法滿足現需求,於是又修正為「多語制度」和個人的「多語能力」,即修正各國單一語言(語言平等的政策),要求歐洲公民俱備有母語加兩種外語的「三種語言能力」。 在上述脈絡下,歐盟亦推動了幾個支持語言政策的語言教育項目,包括:「歐洲標誌」、「歐洲語言年」、「歐洲語言日」、「推動語言學習和語言多樣化:2004至2006年行動計劃」、「終身學習項目」等。而這些項目的推動,主要都是圍繞著歐洲內部及歐洲與外部的交流。 歐盟的語言政策可以說是完全為歐盟一體化所打造,在這樣的背景下,華語教學在歐洲大學又是如何呢?由於華語並不是歐洲本土的語言,所以在大學中比不上作為外語的英語、法語、德語或西班牙語。在歐洲大學裡頭,外語的教學可以分三類,一、專業類,研究該語言的文學、歷史、經濟;二、半專業型應用類,外語視為工具,外語課程比重少於三分之一;三、鞏固了解類,專業以外的課程。傳統上,在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具有漢學研究專業的國家,即屬於專業類。其它類較少。這和華語並非歐洲語言,以及華語教學在歐洲外語教學體制較時、缺乏連貫性有關。作者認為,中小學華語教學對大學華語外語教學發展的影響不可忽視。 目前,有個「歐洲漢語外語能力標準」的項目正在進行中,其參考歐洲語言框架,兼顧華語特點。該項目由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負責,預期將使華語在歐洲成為主流外語的第一步。 東南亞國家國協的發展相對於歐盟較短,但能夠在基於歐盟的發展上,具有後發優勢。東協也制定2015年願景、2020願景等,亦提出了類似歐盟政治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發展三個支柱。其中,社會文化發展支柱中的語言政策或許也是我們可以關心的部份。東南亞地區擁有大量的華人移民,華語及其方言在當地所扮演的角色和歐洲地區相較,絕對是不一樣的風貌。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六

語用遷移(pragmatic transfer)則包括言外之意的能力(illocutionary competence)和社會語言的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前者的能力包括辨別和執行基本語言功能,例如:傳遞訊息、請求訊息、使用語言去影響他人的信念或動作,使用語言去娛樂或為人打氣。後者則更多的是關於的個人敏感度,其有能力去調整自己的語言以呼應社會傳統,包括不同的陳述、不同的口音、不同的字詞、不同的文法結構、不同的論述脈絡等。日語母語者不論在其在第二語言英語的熟練度高或低,都會使用較委婉的請求策略,這是其把原先在日語在教授和學生之間地位的關係的感知,應用在其所說的英語。英語母語者和俄語母語者在學習希伯來語的時候,在相同的情境下,也都有有第一語言的傾向。日語母語者和中東地區的人學習英語時,亦復如是。除了學習者本的語用的感知和行為外,標的語的過度概化、標的語環境長時間的居住、教學方式和總時數、標的語的熟練度都是造成上述現象的因素,未必全是語用的遷移。雖然造成如此現象的因素很多,但在後期的遷移或反向的遷移中,我們就有更可靠的證據說這是語用的遷移了。社會語言的遷移(sociolinguistic transfer)中,我們可以透過兩個方式去檢視:一、檢視特定語言中用以解釋系統變異的社會變數(social variables);二、檢視個人如何在新的語言群體中社會化的過程。 在阿拉伯文化和泰語社會中,在特定音段中能夠表現其正式或尊貴。於是在埃及的阿拉伯語母語者會使用無聲齒間音在英語中,即是受到社會限制而遷移;泰語母語者對於/r/在字首或字尾的發音而有正式和不正式的發音,也從泰語社會的限制遷移到說英語時。這些社會變數包括社會距離、地位關係和性別。 個人在新的語言群體中如何社會化?我們都知道性別在不同文化、語言中,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在進到新的社會、文化限制後,語言的使用就會考量到禁忌字眼、間接中斷、地位階級…等。 再說一次,這些跨語言影響的研究,從語音、詞彙、構詞、句法到語用和社會語言,真是汗牛充棟。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五

跨越語音、詞彙、構詞、句法後,剩下的就是篇章(discursive)、語用(pragmatic)和社會語言(sociolinguistic)的遷移了。對話者說話的前提就關乎禮貌原則(rules of polite)和合作溝通原則(rules of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在篇章遷移(discursive transfer)中,包括想法引介、組織、脈絡化的方式,不論是口頭或書寫,也包括對話的策略去使一個對話能夠維持著,還有對話中表達特定的文本所使用的概念或標誌。最相關的研究就屬「對比修辭」(contrastive rhetoric),卡普蘭(Kplan)假設不同語言和文化都有其獨特的修辭傳統,其對於第二語言的寫作有負面的干擾。例如:日本作家習慣用歸納法把資訊散落在文章中;英語母語作家,則偏好使用演繹法,把主要大意先寫出來,再說支持的資訊;西語母語者作家則會提供更多脈絡細節,相較於傳統的英語寫作。在對比修辭的研究中發現:一、不只在說寫方面有遷移,聽讀方面也有遷移發生;二、不只順向遷移,也包括反向遷移;三、寫作技巧的遷移大多是正面的。對於第二語言寫作的遷移,並非只受到跨語言影響,年紀、第二語言的熟練度和寫作經驗都是影響第二語言修辭的因素。 在對比修辭框架內所未能包括的是對話管理的策略(convers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和取景遷移(framing transfer)。前者指的是非母語者的會話策略,研究的項目包括轉移話題(topic shifts)、話題挑選(topic selection)、暗道線索(backchannel cues)、空白填充(pause fillers)、中斷對話(interruptions)等。後者的概念則包括說話者或作者對於受話者或讀者所表達的明確性、主題連續性、因果關係、情緒,可能是特定字眼、是否適切。 總地來說,篇章遷移中,包括文章組織、脈絡化、會話管理、事件表達以及理解和表達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