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Dicky

所有語言，除了結構二元對立和構詞外，第三個共同性就是「詞組結構」(phrase structure)。這個就是我們把句子畫成樹狀圖的依據。詞組結構法則(phrase-structure rules)即句法法則，告訴我們句子在該語言中是否可以被接受。詞彙插入法則(lexical insertion rules)則讓我們知道相同詞類的詞彙彼此可以替換，不會造成句法的錯誤。由此兩個法則就能夠知道句子的來龍去脈(derivation)。用一組英語的詞組結構，就可以知道上述兩個法則的意思： 一、S→NP+VP二、NP→det+(adj)+N三、VP→V+NP四、N→swimmer, medal, horse五、V→accepted, returned六、adj→young, silver, beautiful七、det→a, the 句子「The young swimmer accepted the silver medal.」的來龍去脈就是由上面那一組的詞組結構給導出來的。其中，一到三就是詞組結構法則，四到七就是詞彙插入法則。此外，詞組結構還能透過樹狀圖，解決模棱兩可的句子。 最後一個全世界的語言共同性就是「語言生產性」(linguistic productivity, linguistic creativity)。我們可以說出許許多多毫無限制的句子，而且大多數我們都可以講出一些新鮮的且合語法安排的句子。在英語中，我們可以再加上這法則，使句子可以一直產生： 八、VP→V+S九、S→NP+V+S 上面兩個法則叫套疊法則(recursive rule)。它們可以使套疊(recursion)不斷發生，而造就語言的生產性，這是人類的語言使用的重要特質，也是其有別於動物溝通系統的差別。從年紀很小的小孩子身上可以發展，有限的曝露下，小孩子仍能展現套疊的能力。 「結構二元對立」、「構詞」、「詞組結構」和「語言生產性」這是全世界所有語言的共同性，只要是語言都可以由這些面相去分析。

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語法手段，例如英語和日語透過語序來表達，英語是主語、動詞、賓語，日語則是主語、賓語、動詞，而俄羅語和土耳其則主要使用詞綴的方式來作為表達，反而詞序對於句子的意思傳達沒有太大的影響。語言學家調查了世界上的語言，並結論世界上各種語言並非隨機、任意地出現這樣的差異，相反的，世界上的語言是有很大的共同性的。全世界語言的第一個共同性，就是結構二元對立(duality of patterning)，其一元為較大數量是屬於有意義的字詞、元素，另一元則是相對少數，無意義的元素，它用來構成整個字詞。口說的語言中，那些無意義的個別聲音，就是相對少數的部份。兩個人類所發出的聲音(phones)本身的物理發音特質是不一樣的，如送氣和不送氣，是兩個不同的聲音。而兩個不同的聲音能夠造成意義差別的，就是音素(音位，phomemes)。 語言這樣子的結構，我們可以用更細緻的變異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來解析。透過多組變異特徵的可能性，我們可以以這個比音素更小的單位去組成音素，這些變異特徵對我們組成語言規則很有幫助。這些變異特徵在民國44年，由米勒和奈斯利(Miller & Nicely, 1955)證實其存在心理學的效度。他們使用背景噪音(white noise)去干擾受試者的聽力，受試者的任務是在噪音下作音位區辨的動作。結果發現，當受試者區辨錯誤，比較其回答的音素和標的音素，變異特徵較相近的，比變異特徵差別更大的，更容易成為受試者的回答。 語言們的第二個共同性就是其形態，或者用專門的術語講就是構詞(morphology)。和音素很像，語言有詞素(morpheme)，兩個詞素能夠造成意義差別的，就是詞素。詞素有自由詞素(free morphemes)和限制詞素(bound morphemes)(又稱語法詞素(grammatical morphemes))，這都是使字詞有意義的元素，但並不是字詞。不同語言當然都有其不同的構詞系統，例如：英語母語者會注意的是人稱和動詞是否具有文法一致性、事件發生的時態為何。這有更細微地不同母語者的不同世界觀的影射。

在第二語言習得中，我們可以將母語者和第二語言學習者分別視為老鳥(old-timers)和菜鳥(newcomers)，我們可以說菜鳥在進入第二語言課堂時，便進入了一個由比較有經驗的老鳥所主控的氣場了。而我們在這樣的比喻之後，我們可以問的問題就是，什麼樣的條件(community practices)可以讓學習者渴望去學？諾頓(2001)認為，認同和歸屬(belonging)對第二語言習得特別有用。我們要明確地說，「想像」並不是幻想，而是對於所處世界可能性的新形象。繼續菜鳥和老鳥的比喻，想像一個移民小孩到一個全部是標的語母語者的教室，一個菜鳥面對多個老鳥的情況，老鳥給予支持性、鼓勵性的資源，菜鳥就能進入該社群，如果該社群不要你進來，你自然就很難跨入。有人曾說「把自己放到標的語社會裡頭，就是最好的學習方式」，後來證實這是沒有用的方法，因為母語者怎五看待自己的方式，也將決定是否要和你互動，是否能夠進入該社群。 有個來自德國的電腦工程師到加拿大去，他打算學英語，英語課的老師的認為其英語不夠好，所以無法進入電腦工程師所屬的社群；但對於這個電腦工程師而言，他本身就是電腦工程師的老鳥。學生因此放棄語言學習，因為兩造所設定的標的社群是不一樣的。 語言不只是一個制度下的產物，它同時可以建構我們對自我的感覺，這使我們有主體性(subjectivity)。我們可能是關係之內的一份子，也可能是隸屬於關係。人之所以為人，從人文的角度來看，作為一個個體(subject)具有多樣性、矛盾性、動態性，會隨著時間和空間而變化。而主體性則是被鑲嵌(embedded)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歷史脈絡裡頭。這是在後殖民理論裡頭常常會被提到的詞。而這影響其認同，也是有許多汗牛充棟的第二語言研究。

語言是一種身分，這是從認同的取向，去看得第二語言習得。首先，這個取向把個人的語言學習者和較大的社會給整合在一；再來，就要處理這個現實社會裡頭的權力關係，如何影響學習者進入其標的語的社群。這些都是從認同這個取向去看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者會通盤掌握的部份。根據諾頓(Norton)的說法，其認為和第二語言得相關的認同特徵有三個：一、多重、非單一的認同；二、處理掙扎、鬥爭狀態的認同；三、隨著時間改變的認同。這些特徵使學習者可以重新定位其和教學者的關係。語言學得和認同關連的研究也是汗牛充棟，十根手指頭數不完。 最早關於認同和語言學習的研究將學習者的動機分為工具性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ion)和整合性動機(integrative motivation)，前者學習第二語言只有單一目的，如員工的語言學習；後者則渴望學習語言之後而能成功地被整合到標的語社群中。諾頓則用「投資」(investment)來解釋學習者和標的語的關係，從一個更宏觀的社會、歷史角度，其所建構的關係來看。如果第二語言學習者投資其第二語言，則他們有更大的可能性可以得到符號性或物質性的資源，這使他們的身價提高，就是一種文化資產(culture capital)。這前提是，當學習者說話時，他們不只是想和標的語母語者交換資訊，他們還想要組織或再造其自身和標的語社會的觀感。許多高動機，但卻低投資的學習，就是因為權力的關係，而被排除在課堂上的語言操練。 從認同和投資延伸出去，還有「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那指的是語言學習者所期待的標的語社群。想像的共同體指的是一群並非存在明確定義的人，因為某種想像的權力而連結在一起社群，海外華人對「海外華人」共同體的想像，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我們不需要真正皈依(engagement)到某個社群，而僅僅透過想像，都可以成就這樣子的共同體，這提供了一個想像的身份。這樣子的想像便影響了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的路徑。

除了前文兩種語言作為媒介的分類之外，維格斯基(Vygotsky)也提出「近似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說明語言的習得不只是只求最終表現，同時也注重工具之外的質和量所需要的成份。維格斯基觀察照顧小孩子的大人，往往認為大人表現得一付小孩子能夠完全理解其文化、語言內涵，但事實上小孩子很難完全靠自己捕捉這些內涵。當我們要求小嬰兒從坐著到站起來的時候，有的媽媽會直接把嬰兒的姿勢，抓到固定的位置；有的媽媽則從手、屁股，慢慢抓。前者焦點在位置，後者在整合嬰兒的行為和其身體的可能性。這就是兩個不一樣的「近似發展區」。這隱含著這些道理：一、不同學習者需要不一樣的媒介，即便是同一個語法特徵；二、同一個學習者需要不一樣的媒介掌握不同的語言特徵，這取決於其對於該語言的掌握；三、發展不只是學習者外在的表現，同時也是將外顯的變得更內隱的過程；四、學習者能夠控制語言的特徵時，媒介就可以有較好的運用。「近似發展區」和克拉申(Krashen)的i+1有相似之處，但不完全一樣，相同的是同樣要接受足夠的、可理解的輸入，不同的是「近似發展區」還關心和施教者媒介協商的品質。而用以評估這樣子的教學，就要依靠「動態評估」(dynamic assessment)了。動態評估認為有效的教學不只需要個人或團體的評估，還需要學習者對於教學如何反應的資訊。

從社會文化取向來看第二語言習得，語言會像是一個工具，我們拿這個工具來處理和自己的溝通以及和他人溝通的，和自己的溝通就像反思、思考，和他人的溝通就是社交活動。「語言」就是使用者用來媒介(mediate)、控制(control)和調節(regulate)其心理和社交活動的工具。除了「語言」之外，「符號」、「象徵」等抽象的事物，都是媒介人類心理過程的工具。如果用鏟子去比喻的話，鏟子本身這個物體的結構並不構成我們是否會去使用它的條件，而是鏟子它所提供的可能性，讓我們使用鏟子去挖掘。語言就像鏟子一樣，其本身所承載的意義並不構成我們是否去使用它，而是在特定的條件下(例如：小孩子依大人的目標或文化而完成語言任務)，自然會去使用的工具。 社會文化取向將語言(或符號)作為媒介分成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和概念調節(concept-based regulation)兩類。 「自我調節」式的語言媒介，強調的不是個人語言的正確與否，而是學習者如何運用自己的能力去長篇大論(當然，學習者要有東西可以講，有東西想講)。它同時說明，人類的行為取決於自己的動機、目的和外在物質條件，所以每個人說話時，都是基於特定目的所說的。好比受試者知道研究者想要聽到正確的語音，所以受試者就會有目的地表現其正確的語音，這就是自我調節式的語言媒介；但，一但讓受試者談論自己的有興趣的話題時，其結果就不會如前面那麼正確。 「概念調節」式的語言媒介則可以透過這樣的流程，使學習者習得第二語言中的概念。其流程如下：先和第一語言對比→將概念給具象化→實際溝通的活動→說出來→內化。將概念給具象化可以透過圖畫將標的語中，所欲讓學生習得的概念給畫出來。

對皮亞傑而言，語言也是認知發展的一部份。其認為自我中心的言語會經歷三個階段：一、仿說(repetition, echolalia)；二、自言自語(monologues)；三、集體的自言自語。而大人和語言則是這樣自我中心的言語再社會化的結果。當我們把皮亞傑的認知發展學說應用到有學習困難的小朋友時，就會發現，語言和認知的發展應該是必需脫鉤的。 唐寶寶(Down’s syndrome)只有少部份可以達到和普通人相同的語言水平，唐寶寶的語言發展是相對慢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卻也發展認知受損的病人，卻可以表達出複雜語法結構的句子，認知任務中無法完成的階層排序，在語言任務中卻完全沒有問題，可見認知和語言是兩個可以分開的項目。我們還發現有非語言項目的智商低於70的人，連照料自己生活都有困難的人，居然有正常的語言能力，而且還能說多種外語。 威寶寶(Williams syndrome)因為基因錯序而生理上有異常，智商約莫50上下，但其言談仍是流暢且語法正確的。習得新字和重覆非字詞的能力也是相當好。 觀察奧寶寶(自閉，Autism)的語言，會發現其存在一種特質，有人認為這歸因於其缺乏一種將心比心的同理心(theory of mind)，即奧寶寶無法推測其它人的想法，這使他們的語言怪怪的，但這並非屬於語法本身的錯誤。 這些觀察證據雖然都有偏頗不完全，不過一致的是，它們都試圖把語言技能和認知能力分開，就像推理能力和判斷能力分開一樣。

皮亞傑(Piaget)認為，「發展」是一連串已經預設好的過程。而認知的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感應動作期(sensorimotor period)，這個階段行為都是由感覺和運動的過程組成，大約會持續到二周歲。在這個階段中，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對於物體存在的感受，又稱物體存在感(object permanence)，即理解物體的存在是一持續的狀態，不會一離開視線就不見。第二階段進入操作準備期(pre-operational stage)，這個階段建立以自我為中心(egocentric)的觀點，無法採納和額外的觀點並改變原先的觀點，這個階段可以到六、七歲。第三階段為操作鞏固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持續到十二歲，開始能夠採納額外的觀點，並完成對話任務。 如果把一瓶矮胖的水杯和一個高瘦的水杯放在一起，由小朋友判斷兩杯的水量是否相同，處於操作準備期的小孩會認為高瘦的水杯的水量多於矮胖的水杯，而操作鞏固期的小孩則多認為兩個水量相同。 第四階段為正式操作期(formal operations stage)，就是十二歲以上都屬於這個階段，這階段較不會被侷限於固定的想法，而能抽象、邏輯地推理。 根據皮亞傑所述，在這樣「發展」的過程中，「類化」(assimilation)和「適應」(accommodation)是兩個最主要的認知機制。「類化」指的是資訊能夠從現實世界中抽離出來以滿足認知的結構；「適應」則是指認知結構夠調整至適應不完整的資訊。

自民國五十六年，林恩伯(Lennberg, 1967)提出關鍵期假說(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開始，來自不同方面的證據一直湧出。關鍵期假說是說關於語言發展，在生命個體成長中有個固定的期間，而且是早期；而且這是每個個體都能有效、正常，且必然發生的過程。從出生到成人的過程，我們稱之為「成熟」(maturation)，隨著個體的成熟，大腦(由其是皮質)會有不同程度的固化。解釋這個固化或者左右半腦側化，目前有三個假說： 一、平衡發展假說(equipotentiality hypothesis)認為出生之始，兩個半腦對於語言的功能是一樣的，隨著成熟，左半腦變得專屬於處理語言；二、命中註定假說(irreversible determinism, invariance)，左半腦生來就是處理語言，右半腦只在左半腦無法運作時，才會頂替上來；三、結合論(emergentist account)則結合以上兩者，認為左半腦適合主導語言，但兩個半腦對於語言習得都扮演一定的角色。 研究指出，大人和小孩的腦傷者，小孩自腦傷復原可能和完整性，都是大人高。另外，再比較缺少左半腦和缺少右半腦的小孩子，缺少左半腦的小孩子對於複雜句子的理解較有困難。可見右腦似乎不能完全取代左腦。 小孩子的大腦側化大概發生在13個月大和20個月大之間。我們可以用小孩子吸奶嘴的速率和事物相關電流(ERPs)推斷這對小孩子而言是否是新事物。13個月大的小孩子，對於差異的辨別會作用在整個腦區，而20個月大的小孩子，則集中在左半腦的中央區。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左腦而後能發展得對於語言較為敏銳。

男性和女性的語言表現差異或許是刻版印象，但是也有生物性的證據指出，女性平均比男性早一個月的時間，有早擁有語言記憶；男性大腦側化(lateralization)的程度也大於女性；受到腦傷的時候，女性可以愎原的時間也比男性短。女性通常在左右的皮質都可以被活化，但男性常僅限於左半腦。這同時說明，側化程度較低的大腦，較能使用兩個半腦進行語言處理。將文化因素也納入考量的話，研究發現男性比女性容易打斷別人說話，女性則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打斷。女性說話常常較流暢、較長、較多字詞，男性則常常有口吃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