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通常不是個體的活動，它是一個常態、動態、連續適應過程。早期，我們為學習只在教育系統發生；事實上，學習是每人在任何時刻都在發生。將「學習」的概念擴大，我們可以使用延展性(extendted)和分散性(distrubted)這兩個概念。延展性說明，個體的學習會和環境互動；分散性說明，由於自心智、身體延伸至環境，這也使得認知分散在各個地方，我們的心智得以解放，而能夠保留更多空間到其它地方，所以我們能夠創造、能夠發明。釋放記憶體，對於思考能力、創造能力很重要。以前，吟唱詩人是社會上很重視的職業，因為他們記得史實，靠他們流傳歷史；現在，人不需要把東西記在腦袋，只要會使用谷歌就行，需要具備的就變成判斷訊息的可靠性，我們不再記背，因為到處都有。當頭腦的工作不再用於儲存、運算，學習也因而改變。 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會得到正確和錯誤的反饋，一但正確我們便得到獎勵，一但錯誤我們便受到懲罰。因為，學習的過程也就是適應的過程，錯誤才是一個學習系統必經的過程。一個不會犯錯的系統，它本身就不是一個學習的系統，如果不會學習，這個系統要嘛運作正常，要嘛就崩潰，只有兩個選擇。這樣的系統也無法因應環境的變化。 學習就是在「情境活動體系」(situated activity systems)中發生的，第二語言或其它的學習，也是要有一個情境在那邊，一個學習者覺得需要的情境，這樣學習才會自然發生。然而，很多時候是學習的環境對學習者沒有意義，學生覺得「我不需要」，那學習就不會發生。 人們對於母語的學習通常都是自主、自動的。因為小孩子要去生存、要融入社會，在成長或成熟的過程中，就會把母語學習起來。小孩子具有很強的驅動力使之學習母語。這個驅動力的來源是什麼？ 為了說明這個驅動力，第二語言習得理論有兩派：一派認為是「機件系統」(assample mechanism)組裝而來的；另一派認為是存在「動力系統」(power mechenism)運作而來的。後者即認為，動力的來源就是必需依靠「情境活動體系」。買車給小孩子，他是不會主動去學的。要讓學習者感覺需要才會去學。
Author: Dicky
我讀Dwight Atkinso的〈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 How mind, body, and world work together in learning additional languages〉一
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中，社會認知(sociocognitie)取向整合了心智、身體和世界功能為一體。人人就是一個有機體，不斷地在成長，它是屬於生態系統(ecological)的有機體。同時個體在成長，種族在演化，人類為了適應環境也是一個不斷地在調整自己的適應型(adaptive)的有機體。這個有機體系統一直在應付環境的變化(包括人所發明的東西、器具、語言…等)，應付環境變化的過程就是在學習。「認知」(congnition)在這樣的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使人們可以和環境同步(aligned)。傳統上，人的認知被認為是腦的活動，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近來，認知被重新定義為一個可延展的(extended)、分散(distributed)的系統，它所處理的不再只侷限於腦袋裡頭事物，它還包含整個心智、身體和外在環境的事物。人類所發明的產品，不只來自頭腦內部殼，它們也和在頭腦外部的世界互動，其實是把身體經驗、環境等通通整合到一個產品之上。人類越來越依賴環境的支持，而認知也因為延展之後，使我們對環境控制的能力也增強。弓箭、鋤頭等工具，就是一個認知被延展的產品，它使人類的能力變大，我們不必再徒手掘土。 語言也是人類所發明的產品，它使我們的心靈力量變大，也使我們對環境控制的能力增強，有語言之後，不需要用拳頭，就可以叫你做不一樣的事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漢字課程觀摩
一個一個漢字，背後都有一個一個故事。漢字大概華語和世界上的其它語言相比下，最獨特又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熟悉漢字大概沒有什麼捷徑，寫、就是寫、一直寫，熟能生巧。即便母語者的我們都是這麼下苦功學習而來。如果我們說語言能力是天生(即就算你沒讀過書、上過小學，你都會說話的語言能力)，那麼漢字具有高度的後天以及認知能力才能夠達成。即便是母語者，也有不識字又不會書寫漢字的人。我的國中同學中，就有這麼一、兩個不識漢字，但具有語言能力的同學。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的漢字課程也可以看到一些母語者學習漢字的影子。學習漢字的必殺技是「空中寫字」，就像一個魔法師對空中揮舞著魔法棒一樣，一個一個漢字就這麼被寫出來了。這是每個母語者從小就會經驗的漢字學習歷程。然而，我們有印象的也僅止於此。國語中心的漢字老師為我重溫了更細部的步驟：首先，先慢慢地、依序地把字寫一次；其次，逐漸習慣漢字的筆順；最後，快速地把漢字寫再一次。一回合練習三次，由慢入快，目的希望在對於漢字的書寫達到自動化的反射動作。以前當學生，我們只要跟老師在空中鬼畫符即可；現在自己要當老師，進行觀摩時，就要特別留心每個漢字所進行的標準作業流程。 漢字老師除了帶領學生在空中寫字之外，也提示外國學生在學習一個新的漢字的步驟：首先，要先「觀察」，觀察它的意義、觀察它的發音、觀察它在方格裡頭是屬於左右分、上下分、獨體和部首，「觀察」有助於讓我們了解一個漢字的全貌，對之後進行書寫時有較佳的空間分配；其次，就是在空中書寫，步驟如前一段所述；最後，在完成每一次漢字的書寫之後，要大聲地把所書寫的漢字給唸出來，如此漢字的「形」和「音」才會結合在一起。 依照漢字老師的提示步驟，我們可以系統性地將「形」和「音」反覆地練習。然而，我們還不知道漢字的「義」。要把漢字的「義」跟「形」和「音」進一步整合，就要透過每個漢字的故事了。所謂漢字的故事它可以是漢字本身就具有的故事，也可以是老師或學生自己為了方便記憶的故事。 以「後」字為例，我們可以將這個字拆解為三個部份，左半部、右上和右下三個部份。左半部是「走路」的意思、右上是「小」的意思、右下則是「兩個人」的意思。這個「後」字的故事就是說：「一個人走在另一個人的『後』面，當我們回頭看的時候就會發現那個在『後』面的身影就會一直變小。」「後」字因為這個故事所給予的意義，使它變得更生動。這是漢字本身的故事。 再以「片」字為例，漢字本身所代表的是「半個木頭」的意思。透過學生的想像力再創造之後，「片」和「卡片」結合在一起，它的故事變成：「我一收到卡『片』就會高興起舉手投足，而舉手投足的動作正好和『片』一樣。」除了漢字本身的故事之外，我們也可以賦予漢字新的故事。 不論漢字本身的故事或我們賦予的故事，或者空中寫字以及新漢字學習方法，這些都是為了讓學習者可以掌握漢字。除此之外，我認為老師個人的風格也會影響課堂的氣氛，所以老師也應該了解自己的個性，創造屬於自己的風格。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發音課程觀摩
陳振宇(2013)在《學語言是學到了什麼？從語言的多面向樣貌探討語言教學的新路徑》一文認為我們把「語言」當成什麼樣的東西，我們就會怎麼去教它、怎麼去習得它。比方說，我們把語言當成一種知識，那麼語言就是透過這套知識系統所產生的東西，所以學習語言的時候，就是去弄清楚這套知識系統。該文章中認為「語言」有八面樣貌：一、語言是行為；二、語言是知識；三、語言是工具；四、語言是身分；五、語言是動作姿勢；六、語言是認知；七、語言是訊息型態；八、語言是文化。我覺得這一次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的發音課程最符合「語言是動作姿勢」這個面貌。把語言當成動作姿勢，可以用這個類比來理解：想像一個學習舞蹈的人，我們學習跳舞，這包括我們認為這個舞蹈怎麼在我們心理中表徵，也就是除了動作本身之外，我們怎麼使我們的認知和動作協調，也就是學習舞蹈的人必須克服的困難。 國語中心的發音課程將發音的動作細部進行拆解，比方說，發j、q、x和zh、ch、sh、rh時，它們舌頭的位置為何；發j和q，以及zh和ch時，它們的氣流為何；發複韻母ai、ei、ao、ou時的順序；發v的時候，嘴形如何從i的變化成v。同時也提醒日語母語者，發zhu的舌位其不同於日語的地方。這些舌位、氣流、脣形展圓等關於語言的分解，就如同學習舞蹈時的分解動作，這使得初初入門的同學能夠分別熟悉這個新舞蹈或新語言的細部知識，也有助於分別和其它舞蹈或母語的差別。 把語言當成動作姿勢除了「控制」之外，另一個要點就是「協調」。 要如何使跳的舞或發的音協調，這可能就是要靠訓練了。在心理建立一個動作表徵相對容易，但是從讓它可以每次跳就是國標舞的樣、每次發出來的音就是母語者的樣子，這可能還要經歷反復訓練的過程。這其實很大一部份取決於學習者自身的投入。在「發音課程」中，我發現許多學習者會主動地跟著老師的發音跟讀、修正、再讀、再修正，這其實就體現了把語言當成動作姿勢，以反覆，甚至枯燥地練習以達熟悉、熟練的目的。 在這個階段，學習者不必要去知道他們所練習的發音究竟有什麼意思，甚至是沒有意思，重點在於能夠「控制」之後達到「協調」。 因此，我認為目前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的發音課程是把語言當成動作姿勢進行教授，我想這也符合大多數語言初學者對於語言學習的期待(多練)。
我讀Patricia A. Duff and Steven Talmy的〈LANGUAGE SOCIALIZATION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二
語言社會化取向的第二語言習得，和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lysis)、認同與權力(identity and power)、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新維谷斯基社會文化理論(neo-Vygotskyan sociocultural theory)和社會認知與生態學習理論(sociocognitive and ecological theories of learning)有部份相似和相異之處。會話分析研究社會關係(例如，幼兒和保姆、新手和老手)間的社會互動的變異，如何維持、競爭、轉變；而語言社會化則建立在學習理論(theory of learning)之上。 「認同」在二語習得的研究中，根植於後結構主義女性理論，其有四個面相的概念：一、社會認同；二、社會行為；三、社體活動；四、情感或認知(affective or epistemic meanings)。「權力」也是，認為社會化的概念是具有偶然性(contingency)和多面性(multidirectionality)的。所謂「權力」不見得是屬於較年長或較有經驗的，它可能是由新加入的人所表現，包括在缺乏導師時的競爭實踐或展示專業。其和語言社會化取向的差別同樣在於學習理論。 相對於「認同」和「權力」的二語習得研究，語言社會化是長期追縱，如民族誌般的取向，仔細的語言分析和其它社會實踐都是學習個體的語言社會化過程。簡單地說，認同和權力的取向從社會學出發；語言社會化的取向從語言人類學出發。 最後，語言社會化和新會文化理論、社會認知理論以及生態理論有很多共通之處。所有理論都認為人類活動(culturally organized activities)和日常互動(interactional routines)都是建立意義和學習的軌跡。而且社群中，較專業、較流利的人扮演關鍵的角色，新手或新進的人要開發潛能就必須依靠老手給予支持和輔助。學習、知識和社會，都是人類心靈的成長。 但是語言社會化並起其它取向，更偏向「教化」(enculturation)。非語言社會化的理論，認為學習者在社會互動的脈絡下習得語言，是在社交和認知中取交集；而語言社會化的理論則認為應該給社會和文化之間的心理經驗和語言學習放更大的比重。所以，學習者也可以是社會化中的能動者，即使面對更有經驗的對象，學習者還可以拒絕社會化或選擇性地社會化。此外，語言社會化有興趣的包括社會裡頭初心者和中段成員的語言和文化實踐；在二語中的社會化研究裡，常常是同時觀察其第一、第二和多語學習者的語言接觸的。其目的在於捕捉豐富、多樣，以語言為媒介的面貌。
我讀Patricia A. Duff and Steven Talmy的〈LANGUAGE SOCIALIZATION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一
語言社會化(languge socialization)在透過互動了解語言、文化和溝通能力時，是一個很大的框架，通常這個互動的對像都是那個擁有較多知識或更流利的語言能力的人。它是屬於語言人類學的分支，主要檢驗鉅觀和微觀的脈絡下，語言如何學習、如何使用，而且使用長期追縱式地研究，帶有民族誌和語言學或論述分析的方法。認知學派的第二語言習得，關注語言發展的描述和解釋，如構詞、句法、聲韻、詞彙和語用現象的言談；而語言社會化取向則會在更大的脈絡之下，除了語言的發展之外，其它有關語言本身的知識，或透過語言所學習到的知識，都被含括在內。這此知識可以是文化(culture)、社交知識(social knowledge)、意識型態(ideologies)、epistemologies(認識論)、認同和主體性(identities and subjectivities)以及情感(affect)。進一步來說，語言社會化開始於孩童的社會、文化和第一語言發展的研究，多數研究並非關注詞彙或構詞的層次，而屬是互動和社會語言學的事務如何成為學習者和使用者反覆出現的溝通方式。 語言社會化的研究者大多同意些許程度的能動性(agency)、偶然性(contingenc)、不可預測性(unpredictability)以及多向性(multidirectionality)在考慮到學習者和其學習軌逕時，也就是這些學習者是存在能動性可以競爭和轉變，並使自己適應其它人的。學習者會將保姆、老師或其它專家社會化為自己的認同和實踐。然而，這在第二語言中，並不像第一語言社會化的時候，具有這樣的程度去接受或進去那個新的論述社群(discourse communities)。可能是第二語言學習者要保有原先的認同以和標的社群區辨，也可能是實際的理由而不願意滿足標的社群的期望和學習要求。 簡而言之，語言社會化在第二語言的研究中，學習者和標的社群中較流利、專業的對象所進行的「社交互動」會媒介其「溝通能力」和「該社群中價值觀、認同、意識型態和立場的知識」。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inguistic Principles〉六
由於有這樣深層結構和表面結構的區分，我們就可以加入另一組像變形金剛的規則，也就是變形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簡稱變形金剛(transformations)。變形金剛可以把表達相同意思的規則寫成同一條，例如： VP→V+(part)+NPVP→V+NP+(part) 變形金剛一變就可以寫成： V+(part)+NP→V+NP+(part) 從主動式到被動式，也可以變： NP1+V+NP2→NP2+be+V+en+by+NP1 這樣就變出來了。 變形金剛不同於「詞組結構」，有許多條件限制。比方說， V+(part)+NP→V+NP+(part) 這個變形金剛能夠這樣變： John phoned up the woman.變成John phoned the woman up. 但是這樣就不能變： John called them up.*John called up them. 總之，就是變形金剛能夠解決深層結構和表面結構的歧異，但是還無法完全解釋「詞組結構」的語言共性。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inguistic Principles〉五
「語法」(grammar)一直是一個讓人不喜歡的詞，事實上語言學理論裡頭的「語法」概念和語言學習的「教學語法」(proper grammar)是只存在一點點兒的關係。不過，從語言學的角度，我們還是可以說「語法」就是個人對於語言知識的描述。語言可以有無限的句子，而語法則是提供這無限句子的有限規則。我們怎麼評價這個語法的優劣呢？杭士基(Chomsky)認為有三個標準。第一個是「顯然適切」(observational adequacy)，比方說我們知道在英語裡，pb不會同時出現這個規則，所以我們一看到pbort就知道這是亂寫的。如此這個規則能夠產生可接受的語言，那就符合這個標準備了。第二個是「描述適切」(descriptive adequacy)，前一個標準讓我們知道什麼樣的句子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個標準進一步能夠描述兩個傳達相同語義的句子在不同的句法。第三個標準是「解釋適切」(explanatory adequacy)，杭士基說我們可以有很大量描述適切的語法規則，而小孩子自小時侯受接受到的語言樣本中提取出語法，所以小孩子可以歸納出特定的語法，其透露這個內在的語言限制就使小孩子得到正確的語法。 民國四十年代，杭士基提出變形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首先先對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和表面結構(surface structure)作區分。前者是隱於句子下所傳達的意義，後者則是表面文字的排列、順序和發音。「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它在深層結構裡頭有兩個意思，一是開飛機這個動作很危險，另一個是會飛的飛機本身很危險，其深層結果就可以是「The act of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或「Plans that are flying can be dangerous」，這個我們就可以說它是深層結構的歧異(deep-structure ambiguity)。 另外，在表面結構上看起來一樣，但是深層結構卻不一定一樣的。 John is easy to please.John is eager to please. 前一句，在深層結構裡，約翰是被取悅的人；後一句，約翰就成了取悅的人了。 我知道他會來。我希望他會來。 表面上兩個句子結構一樣，但深層結構不一樣。前一句是單賓式，後一句是句補式。 再來，表面結構不一樣，但是深層結構所表達的意思卻是一樣的。例如英語的主動式和被動式和華語的把字句和被字句也能透過表面結構和深層結構的差別來理解。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inguistic Principles〉四
除了手語有符號性(iconicity)，口語則是任意性(arbitrarinesss)；手語具有即時性(simultaneous)，口語則是序列性(sequential)以外。手語也擁有和世界上其它語言一樣的共同性。手語和其它語言一樣都有「結構二元對立」的性質。觀察美國手語，其手語的手勢、接合處、動作分別存在19、12、24個值，這此值本身是沒有意義的，然而以特定的方式組合的話就能夠構成美國的手語。我們可以把這些值視為「變異特徵」。類似民國44年，由米勒和奈斯利所進行的口語變異特徵實驗，藍恩、波以爾和貝爾吉(Lane & Boyes-Braem & Bellugi, 1976)在民國65年以類似的方式進行實驗，藍恩一行人用下雪作為受試者閱讀手勢的干擾，其同樣發現，當辨視錯誤時，都只有一個變異特徵的區辨而已。 手語也存在「構詞」，比方說「問你」和「問我」的手勢是一樣，但是方向不一樣；或者「他們捏他們」和「他們彼此捏來捏去」，前者就是一個施事一個受事，後者既是施事也是受事。在英語會使用人稱來作區辨，在美國手語中，手勢就是在打者的前後進行。美國手語的構詞對於數量、時態和互惠形態(reciprocity)進行標誌。 手語也存在「語言生產性」，最明顯表現套疊的例子就是美國手語的「給」，這包括「一直給」、「給每個人」、「輪流給每個人」、「給了再給」、「不要停就是一直給」。 手語也有「詞組結構」的特性。如同英語，美國手語也透過時間語序表意。但是手語更多了空間感來降低其語言中的模棱兩可。比方說「他說他打他，然後他就跌倒了。」這在口語中是很模棱兩可的，到底是誰跌倒了？但手語在使 用人稱時，可以透過空間清楚地說是誰跌倒。 關於「手語」，我們還可以有更細緻的探討。在語言產出方面，口語和呼吸有關，但手語不受此限制。在語言習得方面，聽障兒童的父母若是聽人的話，其面對語言剝奪的環境，其語言習得的狀況為何？另外，我們知道和聲音相關的是左半腦，和視覺、手勢相關的是右半腦，這是否造成手語和口語的差異？大腦裡頭的神經分佈又是怎麼樣呢？這都目前待開發的領域。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inguistic Principles〉三
我們知道，全世界的語言都有「結構二元對立」、「構詞」、「詞組結構」和「語言生產性」的共同性，那手語(sign language)是否也有這樣子的共同性？這裡的手語，並不是手指拼字(fingerspelling)。手指拼字只是由字母語言所延伸出來的次級姿勢系統。但我們說手語時，這是有別於英語或華語的另一個語言系統。手語和口語有一些顯而易見的差別。 手語有符號性(iconicity)，口語則是任意性(arbitrarinesss)。手語的手勢中，和其所要傳達的物品和活動都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所以具有高度的符號性；口語則不是如此，小小的「毛毛蟲」這個詞顯就大於大大的「火車」，即大詞或小詞和它本身在現實世界的大小是任意存在的。儘管如此，不同地方的手語將事物符號化的方式不一樣，同樣是「樹」，美國的「樹」就和丹麥和中國的樹不一樣。比較聽人和聾人對於新接觸的手勢，聾人能夠答對的機率就比聽人來得高(Pizzuto & Volterra, 2000)。同時，我們也發現手語的符號性慢慢在降低。在美國，過去是用「吃」和「睡覺」兩個手勢來表達「家」的概念，「吃」是以手取食的手勢，「睡覺」是手側在臉頰，演化至今，「家」已經把兩個手勢合在一起了。這顯示美國的手語也朝著任意性發展。 另外一個差別就是手語具有即時性(simultaneous)，口語則是序列性(sequential)。口語可以透過準確地知道字詞在句子中出現的時間順序；而手語的空間感則比時間順序更顯著，即手語並不只靠時間順序(語序)來辨義，它還能處理即時發生的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