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這個東西，可以被視為是「去創造一個東西，使不一致的文化內容和不一致的 生活經驗產生一致性」。馬修(Mathews)認為不同層次的個人識意都會塑造認同，它們分別為：一、視為理所當然或潛意識地的習慣；二、由於社會壓力而去服從的文化規範；三、個人是有意識地、自由地從「文化市場」中選擇自己的認同。前三個場景大多是處在前兩個層次的模式，近代應該有對於個人選擇的認同應該還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於是每個人的選擇、每個人的認同都會是有所差別的。儘管一九八○年代，中華商會鼓勵華裔馬來西亞人少說方言多說華語以凝聚社群；儘管將華語作為教育和官方的語言，可以在正式場合使用，不同於和朋友或企業夥伴的閒聊語言。但華裔馬來西亞人對所謂的「中華性」(Chineseness)不只是單純地接受或排斥而已，忽略、質疑、抗拒、再探索、頌揚或改變等策略性地反應也是可能發生的。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認同其所在的社會階級或將自己定位在世界公民的身份而「忽略」了其在特定族群的認同；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華裔馬來西亞人可以說得一個流利的英語，這些人開始「質疑」英語會侵蝕其對中華文化和華語的實踐與知識；也有些人「抗拒」中華性，其覺得應該強調「馬來西亞人文化」而不是「『華裔』馬來西亞人文化」，許多華人都沒有什麼馬來人朋友，或許是因為飲食習慣，但若有心克服，應該不是問題；有一些受英語教育的華人因為「再探索」而將佛陀的生日「衛塞節」(我們叫浴佛節)再擴展；也有人會刻意「頌揚」中華性，不論是工作態度或即便是負面教材的香港影集或電影，這些人宣揚華人的勤勞 、努力、聰明…等；原本的中華餐點如點心(dim sum)也加入咖哩粉、茄子、椰漿等具南洋風味的食材，而「改變」了原先的飲食習慣。
在馬來西亞是不可避免必需劃分華人、馬來人或印度人，多元的文化意義和策略性反應或定位也勢必和這劃分有關而且會越來越豐富，而且會一直在個人、本土、國家和全球政治等不同場閾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