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TAIWAN’S DIPO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ill Going-South?》

 

基本上，國民黨和民進黨大概都有個共識，那就是中華民國或台灣都應該在國際間被視為是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務實外交」旨在尋求國際上對「台灣」作為國家主權的認同，這不只是正當性地為「新台灣」發聲，同時是促進整體國家利益，不論在國家安全或經濟領域的非傳統安全議題都是如此。(看這一段話時，我強烈地懷疑這人是民進黨的！)

 

在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前，中華民國外交在東南亞地區可以說是微不足道，在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到台灣後，不少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東南亞地區國家也是如此，除了南越以反共產為號召還和國民政府建交一陣子之外。(當然，南越消滅之後，和越南也就沒有交往了！)在李登輝當總統時，東南亞是台灣往外投資最大的接受地區，除了在新加坡之外，在許多國家也都是當地排名相當前面的外資來源。此外，台灣也有大量來自東南亞的移民勞工，因為隨著技術和勞工成本的提高，引進外來勞力才能降低成本，引進大陸的勞工是完全不被考慮，於是大多數的契約勞工都來自東南亞地區。

 

在國際上，權利的行使主要有十二項，這可以用來檢視該國外交成就，其包括：對於居住的友善、菸酒免稅、薪資免稅、機動車免稅、公共事務諮詢、官方身份、行李免檢、機場禮遇、通關密語、官方郵包免檢、政府交涉以及給予簽證。在一九九○年代，基本上除了公開地使用「中華民國」和掛國旗之外，以上行動大致都被賦予。於李登輝時代，有少數幾位官員，包括李登輝本人都有出訪東南亞部分國家的行程。東南亞地區，有許多早期的華人移民，而這些人在國民黨領導的革命下，也認知國民黨作為中華文化的正統和相較於中國大陸的優勢，都還認為國民黨能和自己的祖先輩連結。此外，台灣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有著同樣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移出的背景，加上台灣本土的原住民族在語言上和南島語系有很大的淵源，台灣與東南亞的交流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東南亞各國的地區政府往往和中華民國有著「類官方」的交往。李登輝時代，能夠和東南亞地區有較良善的關係，有兩個原因，一是冷戰過後，北京不再像過去一樣，維持著北京、莫斯科和華盛頓的三角關係，地位趨弱；二是因為天安門事件，使得北京的國際形象大壞。而台灣和大陸也在這時候開始透過民間團體海基會和海峽會於新加坡進行會談。(其實，就是官方的白手套。)

 

在一九九五年之後，中國大陸發生了建政以來最好的經濟建設，這也使得中國大陸開始極積參與國際事務，特別是提高了對台灣外交空間打壓的力度和強度。(我實在不喜歡這麼說。)中國大陸富起來了，也開始學習台灣，對東南亞地區提供低利貸款。好死不死，又在一九九七年發生金融海嘯，所這就是見證友誼的最佳時刻了！許多東協國家也向台北拋出橄欖枝，向台北示意，但這時候台灣的外交援助開始受限，大陸對東南亞地區卻透過方方面面的承諾，包括穩定人民幣匯率等回應東協。在一消一長的情況下，使得接手的陳水扁政府更是棘手。

 

陳水扁當總統之後，改變了長達一甲子的國民黨的政策，在台北、北京和華盛頓的三角關係中，顯得相當焦慮。特別在九一一之後，台灣更是擔心中國大陸和美國在反恐方面，建立了合作關係。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透過金援，包括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等官員到處出訪。(根據陳佩修的說法，這些國家違反聯合國的決定，承認中華民國主權，是相當偉大的。所以我們應該對外交金援放開一點。)同時有系統起動員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公民社會，這既符合非政府組織的利益，也符合國家的利益，也使得台灣和許多主要的非政府組織有了連結。

 

不得不承認的是，來自北京的壓力也發生在中華民國的貪污總統身上。二○○二年十二月，陳水扁原本打算出訪印尼，就在陳水扁踏上旅途時，被北京要求取消。(當然，這時候陳水扁尚沒有什麼貪污的指控。)二○○四年三月，陳水扁競選連任時的公投綁大選，東協外交部長還聲明警告，台灣若進行公投將危害兩岸之間的關係。這樣看來，中華民國的命運真是可憐。不過，你若知道民進黨做過什麼事，你大概就不會同情它了。二○○○年前，台灣在越南的新順和菲律賓的蘇比克灣都有經濟園區的投資，在民進黨執政之後，通通喊停。(我看到這段的時候，只覺得民進黨愚蠢，現在還敢講要加入東協或反ECFA！！！)

 

綜合而言，國民黨和其領導者之所以能夠在東南亞地區有較優質地來往，主要是因為和東南亞地區領導者或其家人長期的關係。而這正是民進黨所缺乏的。國民黨過去也因為「一個中國」的政策，對華僑或華務多有支持。民進黨因為自己台獨的立場而反對國民黨的僑務政策。

 

台灣好可憐。它既不屬於亞歐會議的成員，在亞太經合會的重要性也逐漸降低。可怕的是，似乎有一股台灣是屬於「東南亞」的認同產生。我不是瞧不起東南亞，我瞧不起的是為了反中而去親東南亞。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我是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的中國是「文化中國」。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