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現代世界體系」從葡萄牙展開，認為因為葡萄牙有面對大西洋的地理位置、遠距離貿易的經驗和熱內亞(Genoa)商人的投資三個理由所造就。而這個「被」歐洲人發現的世界，「邁向現代的路程」上，伴隨著大屠殺和搶奪。
一個當代法國哲學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說形容1492年的西班牙在格拉納達(Granada)擊退摩爾人(Moore)，再將猶太人驅領土並放逐，同時在拉丁美洲看到原住民是「對內部清除『他者』，又在外部發現『他者』」，一方面排除自己內部的異質性，另一方面導入以自己作為主體，他者作為客體的異質性。
十六世紀的歐洲，語言是以類似性和外形的無限性構成事物的秩序，記述一樣生物，不只記述其器官，也要記述其傳說和寓言，以及古人和旅人說過的故事。「自然」是「語言與記號、故事與文字、論述與形態的無接縫編織物」，是透過解釋、再現，由語言和本體交匯的一本龐大書籍。
大航海時代開始，把世界各國的珍禽異獸當成奇觀展示，就是把過去的傳說、寓言透過動物展示。「視覺」展現了支配力量。就是像「眼見為憑」或「無圖無真相」。「印刷文化中視覺經驗的均質化，壓倒了聽覺等五官為背景的無合感覺。」這是當代哲學家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為活字印刷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所下的註腳。
活字印刷能在拼音語系使印刷普及，但不是幾個字母就能解決的方塊語系早就有畢昇發明活字排版，而傳到歐洲去。至少，在經由文字而產生的去認識世界的視角不是全然被歐洲所壟斷。然而，博物學卻是建立在「設定優越西洋與卑劣的東洋之間有根本上的區別」的東方主義下分類手段。這時，歐洲就恆常占住了視線主體的特權位置。世界被符號化、被表格化，而成了格子狀網眼中的各種項目。「博覽會」就在這樣的氛圍下產生。
吉見俊哉(Shunya Yoshimi)認為博覽會是國家作為編劇家，資本家和巡迴表演師參與表演，而入場民眾則是演員，如此三者複雜交錯、編織被上演的多層次文本。《博覽會的政治學》以三個觀點為主線，分別是：一、博覽會既是「工業」的展示，同時也是「帝國」的展示；二、博覽會是十九世紀的大眾與現代商品世界最初相逢的場所；三、博覽會作為「見世物」(みせもの，misemono，雜耍、展示)的觀點。分別就是帝國主義、消費社會和大眾娛樂三個要素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