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九年間，馬來西亞依族群分有三個政黨，其分別為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華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和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Malaysia India Congress)，這三個黨的組頭同意讓馬來西亞以伊斯蘭教為官方宗教、馬來語為官方語言、蘇丹(Sultans)作為各州領袖，並給予經濟弱勢的馬來原住民特權。
而後，在一九七○年開始，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國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al Policy)、國家語言法案(National Language Act)和國家教育政策(National Educational Policy)，確立了「優秀」馬來價值於政治體系的地位。以國家教育政策來說，從一九七一年實施以來，中學以上到大學，授課語言只能用馬來語進行。
一九九○年開始，「文化解放」以及「功利主義」興起。一九九六年，教育方案授權教育部長開放語言使用，在特定需求、目的，如數學或自然科學等科目，不再規定使用馬來語。加上大學法案(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Act)和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以及一九八○年代以來的雙聯學院(twinning colleges)都為大學法人化舖路。同時，這也是馬來西亞經濟自由化、快速地成長以及發展掛帥的時期。
這對個人有何影響？
關於「個人」，有三個很像的詞彙。個人主義(individulism)、作為客體的個體(individuality)和客體化、制度化、僵化的個體(individuation)。大眾消費，包括廣告、媒體、娛樂產業，特別在中產階級之間，使人成為了客體化、制度化、僵化的個體。媒體的版面可以被置入廣告，包括財經版、生活版、娛樂版等。而作為客體的個體，在展現自己的自主性、自由意識和認同時，往往是建立在自己的成就，那可能是教育或職業。然而，這並未走英國和美國文化的軌道，發展成個人主義，至少在一九九七年前還沒有。
進入後現代，對照英美的現代化理論，馬來西亞曾被歸類為「未民主」政體或在亞洲價值上發展的民主變體。簡單地說，就是群體的利益和公共財在考量順位上，仍然是優於個人的。
如果文章的亞洲價值是儒家文化，如果馬來西亞想要的是「牲犧小我，完成大我」，而不是「個人主義」，說不定馬來西亞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更甚於西方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