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文章[1]說明了富士康公司在中國的勞工管理問題，包括強制學生工實習、長時間勞動、低工資等情況。 政府部門為了吸引富士康公司，動員職業學校的學生前往公司實習和就業，降低了富士康的招工成本。 文章質疑使用布若威的研究路線去分析富士康勞工治理的學術取向，並得出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的結論。
作者質疑使用布若威的研究路線去分析富士康勞工治理的學術取向，認為加入批判富士康血汗工廠的學術行列已不具多大意義，進而展開解密工程。 作者利用布諾威的架構，反思富士康的勞動體制是建立在成功地打造了誰的甘願之上，寄望這個角度能對同一個現象，開不同的對話。 作者得出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的結論是因為舉世傳媒將2010年連續發生18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中14人因而喪生的事故，歸咎於缺乏人性與人權的管理措施。
布若威的研究路線或學術取向主要是批判資本主義國家裡的工人為何不革命，並提出「資本主義的霸權製造了工人的甘願，而『霸權（則）誕生於工廠』」的解答。 他認為工人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管道積極參與勞動過程，勞資對立的衝突場景非常罕見，質疑傳統論述將勞動者主觀反應排除於研究之外，使得勞動者成為任憑資本技術減化、而無力反擊的可憐蟲。 他認為管理勞工的生產體制基本上可以是專制的，勞工除了勞動力之外，別無其他的生產工具可以營生。
富士康在中國大陸能夠開創出資本主義企業版圖，主要來自於中國大陸黨國政體所採取的發展主義導向經濟路線，以及黨國政體權力下放後所產生的「競爭性政府結構」對富士康勞動體制的養成，扮演著養分供給的關鍵性土壤角色。 在競爭性政府的結構下，富士康對地方發展上的貢獻，不論是就業機會、出口創匯、產值稅收等各方面，普遍受到各地方政府的肯定，成為及其累計點制，「低底薪、無彈性加班、超長工時、高耗能」勞動體制得以在此環境下滋養壯大。
中國式市場經濟的政策路線背後的結構動力，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權力下放、非公有企業的發展、地方國有企業及地方投資的擴展、經濟特區與開發區的發展以及金融權力的地方化等。 這些動力為地方政府獲得和維持獨立利益和自主地位創造了條件，進而對富士康勞動體制的養成起到了關鍵性的影響。
富士康打造出來的「誰」的甘願是指周邊甚至內地的低廉農民工勞動力。 富士康利用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大量的勞動力來擴張生產線，並廣泛拔擢陸籍幹部進入管理階層，同時在中國大陸的中部與西部地區設廠生產，進一步擴大了勞動力的規模。